傍晚，冬娇子从麦菜岭的背面朝我家走来，迭声呼唤着我母亲的名字。我冲出家门，看见她披着夕阳快步下坡，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从高处降落的一个老天使。
我知道，要打切糖了。在童年的记忆里，岁末最期待的莫过于置办年果子，打切糖便是其中极隆重的一件事，要提前和冬娇子约定时间。村里会打切糖的师傅不多，腊月是她最忙碌的时节，要先爆好米花，买好白糖，备好柴火、草纸、石灰等必需品。
对于大人来说，这是辞旧迎新必不可少的仪式，是春节期间待客的礼数和家庭的脸面；对于孩子而言，更多是味蕾的满足和事件本身带来的热闹和喜悦。一年到头，我们罕有零食，能尝到的甜头实在屈指可数，唯一可以饕餮的时候只有过年。可想而知，打切糖在孩子心中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母亲迎上前去，接过冬娇子手中提着的工具，一脚跨进了厨房。不用瞧，我也能猜到，无外乎一个四四方方的木架子、一柄沉甸甸的大木槌、一根圆溜溜的油茶木棍、一把轻薄而锋利的切菜刀、一把结实又光滑的长木尺，年年围着锅台转悠，我早已看了很多遍。这时的冬娇子就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女将军，开始发号施令：“烧火、熬糖。”那闪着银光的白花花的糖粒儿，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偶尔用指头蘸一点放进嘴里舔一舔，已是极快活的事。可是这一天，那么多的白糖，被一股脑儿地倒进大铁锅里，不能不令我感叹过年的神奇。我趁机捻了一小撮入口，母亲并不责怪我，她总是在这个时候变得格外慈爱宽容起来。
而冬娇子脾气不大好，喜欢叱骂小孩，嫌碍手碍脚。我自小心性敏感，受不得半点委屈，不过对冬娇子的苛责，我基本采取无视或原谅的态度。谁让她会打切糖呢？谁让她一连多天脚不点地东家打完西家打呢？如今想来，哥哥就比我聪明多了，大人干活的时候离得远远的，少挨了许多骂。等到可以吃的时候，他立即闻声而动，饕餮一番，再夹带一些，不知不觉间就溜进了卧室。
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总是安排在晚上打切糖。昏黄的灯光下，灶膛里柴火熊熊燃烧着，母亲和冬娇子一边默契配合一边热切交谈，整个厨房充满了温暖的、甜丝丝的味道。此时屋外北风呼号，时不时将窗玻璃敲打得哐当哐当响。冬娇子和母亲说起邻村的一家人，为了打切糖，还是借钱买的白糖，夫妻俩在打切糖那天因为欠债的事吵了起来，女人闹到差点要喝药，幸亏被她死死地抱住了。“唉……”母亲长长地叹一口气。其实，我们家又何尝容易呢？村里的桂英奶奶、招娣奶奶、大伯母、二伯母……哪个女人不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但这辞旧迎新的年，无论如何也要往好了过，往甜了过。
冬娇子搅动着大铁锅里的糖，在我眼巴巴地注视之下，白糖从固体变成黏稠状的液体，从亮晶晶的白色变成半透明的黄色。冬娇子舀出一小勺，用大拇指和食指一蘸，再一张，拉丝了，立即将米花倒进锅里，迅速搅拌起来。另一边，木架子已经摆好在大砧板上。起锅的糖米花倒进去，冬娇子拿木棍抹匀、压平，又用大木槌一寸一寸地捶实。顺着长木尺的边沿，她挥动了菜刀，嘎吱嘎吱地将糖米花竖切成了若干个长条，然后将长条横切成一块一块的小薄片。她的刀功非常了得，又快又准，后来我在课本上读到《卖油翁》，将二者联系起来，对“熟能生巧”一词自是心领神会。
糖米花块切好，就可以用草纸包装起来了。父亲、母亲和奶奶坐在桌前，将裁好的草纸摊开，放入十余片切糖，四个角往里一包，再拿糨糊粘好口子，就是一包四四方方的切糖。包切糖要快，防止糖米花变软，松散不成形。我们家做得不多，倒也挺快。有些家庭孩子多，料也备得多，就会请至亲的邻里来帮忙。奶奶一边忙活，一边絮叨起她小时候的事：经常饿肚子，零食连想都不敢想，切糖是富人家才有的稀罕物。如今热热闹闹过年，该有的都有，她实在是心满意足。一口大陶瓮，等在木阁楼上。母亲用竹篮将切糖提上楼，小心地填进大陶瓮的肚子里，再将盖子压紧。当然，大陶瓮底部垫了不少生石灰，是用来吸水、防潮、养切糖的。几天过后，切糖就会养得又干爽又酥脆。那个木阁楼和那口大陶瓮，承载了我童年的甜蜜和欢愉。母亲从不上锁，偶尔变戏法似的藏进一包饼干、一袋糖豆，全都化作了我和哥哥舌尖上的享受。哥哥总是比我嗅觉灵敏，他悄悄地爬上阁楼，悄悄地拿两包切糖掖在衣服内，一个人躲起来津津有味地吃。等我发现可以拿的时候，他早已享用过不止一次了。而我每次爬上阁楼，忠实的狗儿芝麻都会紧随我的脚后跟，我抱着切糖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用渴盼的无辜的眼神凝视着我，我不忍心让它失望，每每分它几片，看它吃得嘎嘣脆，愈加感觉切糖是如此美味。母亲看见了，说我“天一半，地一半”，却并未责怪过我，也许大家早已把芝麻当成家庭成员了。
如今想来，母亲为了满足我们兄妹的口腹之欲，真是费尽了心思。她总是就地取材，变着法子将蔬菜或粮食做成零食。晒芋荷干、豆角干、红薯干，炒花生、豆子，炸芋线、糯米酥……那些油啊、糖啊，都是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出来的。
除夕之前，母亲会安排我和哥哥去一趟外婆家，送过年的切糖。不知为何，外婆所在的村庄盛产甘蔗，却没有打切糖的习俗。一根小扁担、两个蛇皮袋、几十包切糖，哥哥挑着担子走在前，我亦步亦趋跟在后，过牛难石、翻石罗岭，艰难步行半天才能抵达外婆家。外婆接过担子，总是心疼地嘘寒问暖。血缘、亲情和爱，就这样穿越山山岭岭，承载着年节礼俗，一代代传递下去。到了正月，家家户户来客人，首先搬上待客桌的就是切糖。大人们并不吃，总是小孩子望着切糖眼睛发亮，迫不及待地拆一包，吃得咔咔响，嘴角上沾满了糖米花也顾不得揩一下。无论如何，孩子欢喜了，大人就喜上眉梢。
光阴流转到21世纪，当年那个馋嘴的女孩已是镇上的一名教师。当我春节期间重返麦菜岭的时候，忽然发现村里少有人家打切糖了。有一次，我站在屋后的坡岭上看见冬娇子，她佝偻着背，不复从前的精神和威风，想必已打不动切糖。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是比切糖好吃得多的各色零食，包装精美的糖果、巧克力、果冻、饼干……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等到我女儿这一代，孩子们的嘴巴更刁了，面对琳琅满目的零食，他们会看品牌、比颜值，并不胡乱饕餮。甚至，甜味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味蕾，偏要追求些别样的滋味。当然，水果和饮料也是应有尽有。过年和日常，于他们几无区别。
辞旧迎新时，再没有一个母亲为了孩子的零食愁得眉头打结了。味蕾深处，定格下生命中珍存的那份“甜”，以及时代一程程送来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