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书香中国

心甘情愿写巨变

——《花灯调》创作谈

□刘庆邦

《花灯调》,刘庆邦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10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脱贫攻坚、山乡巨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不是石碑,而是口碑;不是建在地面上,而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上。作为中国的作家,我们有责任为这座丰碑“添砖加瓦”。作家的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良心活儿。我们想写什么,是良心使然,心甘情愿。不是别人要我们写,而是我们按捺不住激情,自己要写。不写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良心。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花灯调》,是我在2023年年初完成的。我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期间我感染过“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了好几天,照样写作。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往年一样,也是早上4点起床,在写作中度过。我常常写得泪眼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巾纸,搌一搌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30万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我愿意用三个“千年”来概括脱贫攻坚和实现小康,即“千年德政”、“千年梦想”和“一步千年”。

先说千年德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业和采矿业,无法积累起雄厚的资本。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财政支出,还有边防所需的军费,主要靠农业税赋,靠剥夺农民的口粮,靠向土地索取。中国人不只是土里刨食,还从土里刨银子、刨刀枪。衣衫褴褛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了,祖祖辈辈过的都是忍饥挨饿的日子。遇上天灾、匪患和兵荒马乱,逃难和饿死的,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悲惨景况,不仅史料多有记载,一些诗歌里也有生动描述。白居易《观刈麦》里写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李绅《悯农》里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无疑是广大种田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普天下,是农民通过种庄稼、打粮食养活人类,人类才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才是全人类最原始的、真正的衣食父母。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是“种田的吃米糠,晒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编席的睡光床,当爹娘的卖儿郎”。难道他们天生就该受穷吗?天生就该受剥削吗?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历史的沉疴呢?这种情况在新中国被改变了,到了2006年,农民终于不用再交农业税。几年之后,国家又出台了新政策,不仅农民种田收入全部属于自己,国家还按田亩数给种田农民发放补贴,种的田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不出还入,这是世世代代的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然而,别急着欢呼,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呢。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集中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全民奔小康的历史性工程。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到2020年,全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贫困县统统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也鲜有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脱贫攻坚,创造了全世界、全人类的奇迹。此景只应天上有,如今终于到人间。我坚信,我国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必将载入华夏民族的史册。

再说千年梦想。几千年来,中国人有很多梦想,其中一个最起码的梦想,是天天都能吃饱饭,一年四季不饿肚子。可是能吃饱饭的时候很少,往往是一年只有半年粮,几乎每年春夏之交都青黄不接。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1960年我9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生产队的大食堂断炊,面临解散,一口可吃的东西都难以寻觅。我抬头望天,想吃云彩,云彩不能吃。我低头看地,想吃土垃,土垃不能吃。我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子、细腿,上学连跑操都跑不动。我爷爷饿得双腿浮肿,肿得闪着黄铜一样的光亮,一摁一个坑。爷爷一坐到地上,就无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才能把他拉起来。我父亲饥病交加,在当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去世了。小弟弟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杂草上附着有一些小蛤蜊,一嚼壳嚓嚓响。我吃过榆树皮,母亲把榆树皮在碓窑子里砸碎,下到锅里煮成粘液给我们喝。粘液连成一坨,我喝了一口,还没尝出什么味,就秃噜滑进肚子里去了。我吃过柿树皮,柿树外面一层干裂的树皮根本没法吃,只能吃里面紧贴树干的一层湿皮。我把那层湿皮剥下一块,放在火上烤,等把湿皮烤干,就放进嘴里使劲嚼。烤干的柿树皮又苦又涩,十分难吃,但我还是把它嚼碎,自欺似地咽了下去。以前我没说过,我还吃过煳坷垃——食堂里烧煤需掺一些土,土里会混进一些砂礓子儿,经过火烧,坚硬的砂礓子儿被烧熟了,变成了煳坷垃。每当食堂里往外倒炉渣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抢上去,从里面扒煳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糊坷垃,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高兴得眉开眼笑。

尽管每天饿得肚子前墙贴后墙,我和大姐、二姐有时还在一起谈理想,也就是谈梦想。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家里盛馍的筐子里能经常有馍,我想吃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拿一个。我的大姐、二姐都认为我的理想太大了,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她们的理由是:你要是随便吃,把筐里的馍都吃完,别人吃什么呢!

我从小就听说过两句话:饭舍给饥人,话说给知人。意思是说,把饭给饥饿的人吃,人家才会心生感激;把话说给知理的人听,听话的人才听得明白。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贫困经历,是想说明,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是想说明,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是想说明,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越是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还是想说明,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第三是一步千年。从脱贫攻坚到实现小康,这伟大的一步,等于一下子跨越了几千年。还是让我用事实说话,从身边的事说起。我老家所在的县是贫困县,所在的村是贫困村。还在农村生活的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虽说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出来参加了工作,但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和农村老家还保持着骨肉般的紧密联系,贫穷好像还在拖着我的一条腿。1975年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一片泽国。我蹚着齐腰深的水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村子里已渺无人烟,仿佛回到远古的鱼龙时代。大水退下去后,村里人再也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泥草棚子里。在吃的方面,因生产队分的粮食少,家家粮食都不够吃,有时只能靠吃糠菜或讨饭度日。在穿衣方面,几乎人人穿的都是破烂衣服,或是打补丁的衣服。更有甚者,有的人家打发闺女出嫁时,竟连一条新裤子都给闺女做不起,只能向别人暂借一条裤子给闺女穿。改革开放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后,当农民积累起一定财富,农村的面貌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但天已不是原来的天,地已不是原来的地。天上彩霞满天,大地换了新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高的盖到了四层。我们村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居高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管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棉摞棉。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平日里连黑面馍都不够吃,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现如今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我哩个乖乖,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在脱贫攻坚中,我大姐家、二姐家和二姐的大儿子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最基本的事实。如果我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重现实,那么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我们村的变化是这样,全国的变化也是如此。2022年端午节之后,我到贵州遵义下面的一个偏远山村定点深入生活,所获得的素材更加典型。这个村是贵州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截止到2015年,全村近五千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才876元。山里往山外不通公路,连简易的砂石路都没有,只有一些乱石嶙峋的山间羊肠小道。整个山村几乎长期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被人们称为“高山孤岛”,村里的不少老人和孩子连汽车都没见过。村民养肥一头大猪,需请8个青壮男人分两班轮流抬,才能抬到山外卖掉。他们刀耕火种般种出的蔬菜和水果,吃不完的因无处可卖,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村民要盖房,一些从山外购买的建筑材料,还得使用马匹驮运,常常是房子还没盖成,先把马累死了。除了不通路,村里还不通水,不通网络,不通高压电,所有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几乎还处在原始状态。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外出打工,打工期间找到对象,对象生下孩子后,实在不能忍受山村的贫困,就扔下孩子跑掉了,一去不返。这种情况最能证明山村的贫困程度,让人痛心疾首。

2016年春天,市检察院选派一位女检察员,到这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进行脱贫攻坚。在女书记的带领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这个村从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到教育、卫生、文化等多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全面、现代化、高质量的巨大发展变化,堪称全国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到2019年,全村的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12000多元。不少人家扒掉旧房,盖成别墅式的新楼房。过春节期间,在全村院坝停放的小轿车就有一百多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村里的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对象。村民们把这些变化编成花灯调的唱词,广泛传唱。

总的来说,我国的贫困攻坚和全民脱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一步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意义。脱贫攻坚奔小康,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具有彻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宗旨之一,其精神一直被我们的文学创作大力弘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不可能对脱贫攻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同样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受益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安全、和谐、富足的盛世,让我们发出小小的作家应该发出的真实声音吧。

我最初为这部小说起的题目是《泪为谁流》。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事业付出了太多辛劳、心血和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流的眼泪就不说了。小说写完后,我再看自己的小说时,仍禁不住流泪。我现在写小说,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完成后,由妻子帮着录成电子版。小说一共写了28章,每交给妻子一章,我都要先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错别字需要改正。可以说,不管看哪一章,都有让我泪湿眼眶的情节和细节。妻子录入的办法,是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录完一段,再转存到容量较大的笔记本电脑里。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每听到她开始读,我就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也不干别的任何事情,悄悄在一边闭目听妻子读。虽然闭着眼,但听着听着,仍挡不住有眼泪涌出,让我能感觉出眼泪的咸和眼泪的辣。我想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我之所以把小说更名为《花灯调》,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更有色彩,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们就会唱起花灯调,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地方色彩,更能表达民众心声。

每当一部新书面世,媒体记者总是会问,作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这部书的?酝酿了多长时间?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2024-01-10 □刘庆邦 ——《花灯调》创作谈 1 1 文艺报 content73127.html 1 心甘情愿写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