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科学小说”，早就有他自己独到的跨时代见解、个性化的精神追求及其形象表达。

20世纪初，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杂志，并率先写出今天被“追认”为科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同时，他提倡一系列借鉴西方文学的现代样式，令人耳目一新。鲁迅曾明确表示，自己因为向来“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参见鲁迅1934年致杨霁云的信），在当时呼应了梁启超的号召，很快翻译出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于1903年出版，却并无“署名”。鲁迅妙笔畅想，通过从法文到英文再到日文的“三传手”文本，译述加改写，比较当时的同类文字，可谓雅俗共赏，更胜一筹。如小说开头描绘工业革命初期“巴尔的摩”市，字里行间充满了“改写”的生动情感：城里“真是行人接踵，车马如云”，“一见他国旗高挑，随风飞舞，就令人起一种肃然致敬的光景”。还引用陶渊明的诗，用美国的“大炮俱乐部”比较中国上古时代的“精卫”“刑天”，充满了相反相成的淳情异趣。其中虽然掺杂有中国的佛道术语，但也“将原作含有的19世纪技术乐观主义表达得十分明了”。这样，鲁迅的科幻译著在清末民初的“科学小说”发轫期，开文坛中外交流的风气之先，成为具有历史代表性的科幻“前驱”。百余年来，鲁迅在《月界旅行》弁言中指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的名言，至今堪称中国科技传播与科幻文学思想史的座右铭和里程碑。

出版《月界旅行》后不久，鲁迅又翻译完成另一部凡尔纳小说《地底旅行》。由于转译讹误，这两部小说的原作者署名为英国“培伦”或“威男”，全弄错了。鲁迅后来回忆他译著《地底旅行》是“改写”得更多。在逝世前一年，他还念念不忘对科学小说的热衷译述，说自己“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他主要从“技术乐观主义”的角度考虑科学的时代发展，目的仍然在于“导中国人群”以及怎样“导”——这是往往被我们忽略了的晚年鲁迅难以忘怀的重大思想命题之一。 因此有理由推测，假设鲁迅的身体健康，对国际文坛“科学小说”的关注和译介将一如既往，甚至可能以更多的“改写”来弥补“悔之已晚”的“直译”。

需要特别关注而又鲜为人知的是鲁迅的文言译作《造人术》，刊登于1905年《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署名“索子”。其原作者是美国擅长写儿童冒险小说的露易丝·杰克逊·斯特朗（Louis Jackson Strong）女士，原作题为《一个不科学的故事》（An Unscientific Story）。当时，鲁迅根据大量删节原著后的日文译本，“只看到其中赞美科学的大量篇幅，也充满了对科学的自信”。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培育出了新的生命——被鲁迅译作“人芽”，并指出假如“世界有第一造物主，……生命，吾能创作；世界，吾能创作。天上天下，舍我其谁。……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鲁迅用“人芽”指代和形容当时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与创新业绩，活灵活现，恰如其分。那时的鲁迅正年轻，非常崇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与晚清知识界文化界“改良”社会的“新民”思想十分合拍。这种希冀身体“造物”和“舍我其谁”的时代理性精神，通过科学小说翻译与鲁迅早期的科学论文，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民族呼唤，成为现代文坛重要的历史命题。

一百年后的今天，鲁迅的文言文译作《造人术》又被美国汉学家译回英文在香港发表，引起学界尤其是鲁迅研究领域的关注。让人联想到，1910年包天笑编译发表《新造人术》，在文末呼吁并探问：如果生物真的被创造出来，这对人类社会来说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呜呼。创造生物。创造生物。果人间社会之幸乎否乎”）其后，从上世纪30至80年代“弗兰肯斯坦”的电影、图书引进，到跨入21世纪前后，影视作品里各种机器人、生物人的争奇斗艳等等，无不说明鲁迅关于“人芽”的形象描绘和文化隐喻一直在不断进化、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发展到当下，可以类比当前人工智能“AI”的生机勃勃、万千气象。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握并不断优化人工智能的伦理思维和价值观，追问“人芽”、人性和人生的历史脉络、内在关联？人工智能是否充满了对科学的自信，是萌芽于“技术乐观主义”的时代必然？何以保障AI今后的社会化服务能遵从并符合人类的规范、理性及其自由意愿？仅仅依靠通过AI的强化学习、数据投喂、逻辑规训等等来规训AI的伦理就够了吗？

寻踪溯源，鲁迅译述的“人芽”不可能给我们任何启迪当下的答案。但假设又一个百年过后，再来看今天的人工智能AI，岂不也就相当于某种智能创造的跨时代“人芽”？试问到那时，我们与AI之间会是怎样的关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