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洗（1949-2023），是我原来供职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老友徐海知我与玉洗有故事，嘱我写篇文字纪念一下，顺便谈谈文艺社当年的事。嘉命难违，写什么呢？思绪纷乱，信马由缰，记个流水账吧。

“编辑在业界的地位是靠稿子奠定的”

我与玉洗有个秘密，外人鲜知。我本是乡间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学历，在40岁时能跻身出版界，拜玉洗所赐。实话实说，是浩然为我搭的桥，走了蔡玉洗这扇“后门”。1977年我偶然得到一幅浩然的书法，有朋友说是假的，我也不知真伪。次年在小学教书的妻子，带回一张为儿子包胶鞋的《少年报》，我打开一看，是浩然的小说《七月的雨》，便给他写信求证字的真伪。

报社将信转到浩然手中，两周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浩然告诉我那字是假的。1979年我拜访了浩然，他知道我是语文老师，爱好文学，便建议我业余练习写作，并表示乐意帮我看看稿子并推荐。后我与贺景文共同创作的《201光棍宿舍》《鸡鸣茅店月》，被《小说月报》选载，浩然很高兴。当我向他流露出“跳槽”的想法时，他便把我推荐给时为《钟山》编辑的蔡玉洗……

到出版社后，玉洗对我提携甚多。1986年全国长篇小说座谈会在厦门召开，玉洗为拓宽我的文学视野，带叶兆言与我去参加，从而使我结识了陈荒煤、聂震宁等。此后，他带我拜访过施蛰存、邵燕祥、张洁、史铁生等。某年，汪曾祺、林斤澜途经南京，叶至诚请客，玉洗向叶至诚提出要把我也带上……这对我之后的组稿帮助很大，我渐渐地进入了作家圈。玉洗对我说：“跟作家打交道，诚信最重要。”

工作中，玉洗对我提出的选题比较重视，甚至一些比较“超前”的内容，在向总社报告时，他也乐于写上自己的意见，“敲边鼓”求成功。当然他也是有原则的。有时因我编发的稿子他从总社吃了“板子”回来，我向他表示歉意时，他总漫不经心地说：“我签字的，不关你的事。”玉洗淡泊名利，他当总编辑十多年，从不在任何一本书上署自己的名字，哪怕稿子是他组来的。

业界朋友都很尊重玉洗。1987年我受命到丰县向还在乡下种田的赵本夫组稿。本夫说：“玉洗要我的头，我不敢给他脚。”本夫当年的处女作《卖驴》一炮走红，就是玉洗在自然来稿中发现的。玉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代表支部跟我谈话时，只一句话三个字：“好好干。”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而实在的厚道人。

我入职时被分配在农村读物编辑室，编苏州评弹《玉蜻蜓》、扬州评话《过五关斩六将》，选题是室主任涂心江老师分配的。次年一次闲聊中，玉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编辑在业界的地位是靠稿子奠定的。昌华，你不能老靠‘喂鸭子’（领导分选题），要学会自己扛枪打鸟，到社会上去组稿。”

招兵买马，逐渐兵强马壮

蔡玉洗原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6年文艺社从人民社剥离，他改任文艺社总编辑。当时所谓的文艺社实际上是原文学编辑室的一班人马，而且分家时《钟山》的同志划归江苏省作协，剩下的不足十个人。恢复建制初期条件极其艰苦，出版社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总社给我们35万码洋库存书，希望我们经济上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分家之初，搬出高云岭，无钱租像样的房子，只能租部队干休所楼顶上搭建的铁皮盖的棚子，夏天像蒸笼，冬天似冰窖。约40平方米，全社编辑、行政窝在一起，办公桌一张挨一张，两年后我们才迁到湖南路8号，稍微像点样，至此，社里才有一部总社淘汰的“三峰”面包车。

玉洗重视人才，到湖南路后开始招兵买马。一边在社会上招新兵，招进了北大的任恒山、孙金荣，武大的汪修荣和社科院的许金林；一边从兄弟单位疯狂地挖人，从科技社挖来黄小初，从《雨花》挖来虞善国，从南农大挖来田迎春，从城南中学挖来速泰熙，从江苏省供销社挖来卞宁坚。叶兆言研究生一毕业也被拉了进来。郭济访、沈瑞、陈敏丽也在此前后入社。当时社委会有三个人：蔡玉洗、任雨霖、李荣德。那时文艺社真是兵强马壮，其阵容盛况空前。且说叶兆言吧，他读书多，见识广，人脉旺。他提出的选题大都品位较高，玉洗很看重他的选题，可以平衡社里选题结构并提高品位，注重了“两个效益”，又体现了多元风格。《二十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张爱玲的《十八春》《小艾》等都是他编的。《八月丛书》也是他率先提出，当时有人反对，认为此书长销不畅销。玉洗极力支持，团结了史铁生、刘恒、王安忆、张炜、朱苏进等一批名家。兆言是个散漫的人，喜欢“自由”。玉洗宽容，对他的“小自由”从不干涉。

总社大楼建成后，抓阄入住，我们无缘。科技社从新华印刷厂老楼搬出，我们接龙入驻。老楼的房间多，宽敞，社里统一定制新办公桌，总算像那么回事了。此时社里经济大为好转，琼瑶、古龙的作品和纪实文学丛书，给社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先后在锁金村、观音里买了十二套房子，大大改善了员工的居住条件，令其他社里的同仁羡慕不已。

白云苍狗。这一页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翻了过去。刻下，任雨霖、蔡玉洗等一批为文艺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人都已走进历史。回忆当初虽心酸，然又觉得温馨。

（作者系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