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 城：万莹好，恭喜你第一本书《岛屿的厝》出版上市。这本书是我重新工作后编辑的第一本书，我很荣幸能遇到它。你的小说中有许多闽南方言、风物习俗。我是读了这本小说之后，才知道闽南有送王船、博饼这样的传统。想问闽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龚万莹：闽南是土笋冻、蒜蓉枝，是春天的薄饼。是海，是石狮公，是带着灯球的歌舞厅里飘出来的闽南语金曲。是那些在我生命里的长辈，阿伯和阿婶，是在岛上的海上的人。闽南在细节里，因此我想要将那些风物、人物放入言语中封存，因为他们组成了闽南。我自然是浸泡在闽南文化中长大的，脑中自带闽南语歌曲小曲库，吃东西的时候觉得海鲜才是世界第一等，舌头说不顺“四十四只石狮子”，更说不了“黑化肥会挥发”。而我的性格里、血脉里灌注的海水让我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还原一座岛屿。所以我会说，闽南常常跟着我。
辉 城：我跟你年龄相仿，生活在广东。小时候常听闽南语歌曲，比如《爱拼才会赢》《世界第一等》《舞女》《爱情恰恰》等。小时候喜欢音调的动听，长大后认真读了歌词，才发现这些闽南歌中，曲调虽听起来悲伤，但底色却有一股坚韧与健朗的力量在。在《出山》这部小说里，最打动我的，是一股日常生活中的坚韧与健朗。我读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恍惚感，觉得小菲就是你。这部小说里应该有你的经历在吧？你在处理身边的经验时，会回避熟人熟事吗？像张爱玲用家族里的旧事当资料，家人看了就非常生气。
龚万莹：小菲不是我哦，里面任何一个角色都不是我……感谢你把这个感受说出来，我原来没有意识到有读者会在我虚构的角色找作者的影子。当我意识到这样的眼光存在时，内心有种担忧，因为这会是对作者的束缚。如果以后我需要编造更加激烈、强劲的情节时，我会不会害怕被对号入座？但我决心不让这样的担忧打扰创作的自由。
我看到帕慕克也写过这个问题，似乎作者有时会被误解为书中的人。我觉得写作者要像演员一样，演出整台戏，灵魂附着在小说中的任意角色上面。这需要共情力和想象力出来帮忙。在这个层面上，你也可以说作者魂穿了小说里所有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当然，我会随手采摘细节，比如留学生的知识、比如岛屿环境、比如闽南人的性情观察之类的素材。小说要做到栩栩如生，而不是单纯写生。我很同意张柠老师在《小说灵珠》里说过的，作者的真实体悟就像是酵母一样，一点酵让整个面团发起来。但作者不能干嚼酵母，不要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断层式开采”。我很少照搬现实，而是像包扁食那样，把肉和菜切得尽量碎，包进去一点点馅就够了。
辉 城：原来不是你呀……不过，我觉得也不能怪我或者读者太能联想了。因为你的文字，有些非虚构的质感，让人感到特别真实，不像是小说。在叙述上，并没有特别追求奇情，而是踏踏实实地叙事。这就给我们造成特别真实的感受，仿佛小说与生活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小菲当然不是你，但多多少少都有你的影子在。因此，事实上你用文字建立了一座独属自己的岛屿。它会是永恒的、凝固的存在。在现实层面，时间在流动，空间在变化。当你回到鼓浪屿这座现实的岛屿时，你会有割裂感吗？当记忆与现实不同时，你的心底里会产生某种愁绪吗？非虚构的叙事质感是你刻意的追求，还是说有写作上的渊源？
龚万莹：小说造境真实亲近，从而博取信任，偷偷伸出带肉垫的小爪子把读者的注意力轻轻按住，这只是虚构的技巧之一。虚构可以抵达永恒，却不是凝固的。故事世界自有其运行轨道，没有被写作者写出来之前，已然存在。就像小说集《岛屿的厝》里这个创造出来的岛屿，并不是鼓浪屿的简单“复刻版”，里面的建筑、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但它们以气味先捕捉了我，早在我知道自己要写之前。就是在那个雨夜我去买珍奶棒冰，然后就闻到了这气息，看见了老房子，看见了里面的人。这不是从我现实的世界里抓取的，而是虚构世界里生发出来的，然后虚构召唤了我。虚构是盐粒，让现实更有味，让我们提早品尝到所不能见的世界。我作为写作者，不是顾念所能见的，而是所不见的。所能见的现实与所不见的世界不同，本是真相，无关愁绪。
我早期写过非虚构，非虚构要从现实取材，要写真事，跟小说完全是两套逻辑。等手头几个小说写完，其实我也想专门写本非虚构的书。但就像我说普通话，也说英文，这是两种语言，两种语法。我写商业文案，也写文学，这也是两套并行的语言。当我写小说时，我就是在写小说，很多时候，我在小说里写的是我没有得到过的，而非我经历过的。
一本书是一块碎玻璃，只能努力反映出作者所观察所构造的一小片水土
辉 城：在你的小说里，我看你对人物似乎并没有特别鲜明的道德评论，近乎用一种自然的态度在对待。比如，油葱与妙香的情事，被人撞破之前，大约是会有风言风语，但一旦被撞破，便自然而然地在一起。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没有非议。再比如《菜市钟声》里，被伤害的子女面对不负责任的父母时，亦无咬牙切齿的恨意。或者虽有恨意，但看到对方的境遇，心底里亦会生起宽容与同情，这股恨意亦随着时间而淡化、消失。这点，我觉得是你的不同之处。没有将人物环境逼向极端，从而在极端处显示人性的幽微与挣扎。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宽泛，你是怎么看待人性的？或者，你是怎么看待日常生活的？
龚万莹：没有人能在一本书里讲述整个世界的真相。一本书是一块碎玻璃，只能努力反映出作者所观察所构造的一小片水土。在岛上巷子里遇到某位寻常老太，结果你一问，人家当年是骑马驰骋、一不爽就掏出双枪的潇洒人物。但你也会遇到很多闽南阿伯阿婶，虽然有各种哭爹骂娘的矛盾，但互相吞忍过下去才是常态，就像《菜市钟声》那样。岛上就这样，有传奇也有寻常。相对来说，这本书中《送王船》《鲸路》《白色庭园》就不算平和，会在更极端些的环境下讨论人面对生死的问题。
总体来说，我希望自己对人要有理解，哪怕是恨恶，总要等到怜悯降临时去写才好些，或者说，可以越写对人越理解。比如《菜市钟声》里的水螺，本来当作反面来写，结果越写越理解她的复杂，这个角色好多人跟我说他们很喜欢。当然也跟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对故乡不想太狠有关。
辉 城：这部小说，给我感觉整体性非常强。虽说是短篇集，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穿插在其他篇目中。在A篇一闪而过的人，到了B篇便成为了叙述的重点。故事永远在往外延展，就像生活没有尽头似的。九个小说里的人物都是穿插出现的，当初为何会这样构思？
龚万莹：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样的结构，我后来想，有可能跟我在小岛上长大有关。我记得小时候去龙头路买麻糍，一路上遇到好多人，都互相认识，打完招呼，买完一袋麻糍，回到家，又遇到刚才的人。所以岛上的人生命就是缠绕在一起的，这就是原来的样态。这本小说集都是放置在岛屿上的故事，那人物就自然交错了。
人有时候是先知道自己的路，再把脚放到路上的
辉 城：你的小说里，写了蛮多闽南方言。读的时候，会觉得一群闽南人活生生站在眼前。最近几年，青年作家们似乎都在尝试，将方言纳入到创作中。如周恺的《苔》，写了四川乐山的方言，林棹的《潮汐图》写了粤语。你是怎么看这种创作趋势的？
龚万莹：吓人，我谈不了大趋势……说实话，我写时没考虑过趋势，只想写岛上的故事。但是岛上的人一讲普通话，就会有一种假正经的离谱感。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长辈只有跟老师讲话的时候，会假装来几句普通话。我们这辈上学时，幼儿园、小学都是讲闽南语，最后到了初中被老师整治，谁敢在学校说闽南话，就必须用闽南语背课文，然后我们才慢慢变成讲普通话。老师的担忧也不是不能理解啦，闽南语影响我们学语文的语法。比如很多同学会说：“他给我打”。闽南语的意思就是，他打我。而普通话的意思是，他让我打他。更不要说折磨人的平舌翘舌了。
从作者的角度说，我想造出相对真实的情境，因此会使用闽南语。其次，我们的方言里有很多活跳跳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想用。之后如果我写到上海、杭州、河南，必要的话我也会用方言，不一定就是闽南语。总而言之，自然生发，欢喜就好。
辉 城：你是“85后”，曾在外企工作，职位也蛮高。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写作尤其是严肃文学的收益，是极为可疑的。是什么契机让你毅然离开外企，投入到文学创作中？
龚万莹：也没有到“毅然”这么勇敢啦。人有时候是先知道自己的路，再把脚放到路上的。我大概在2013年时隐约感觉到写作是我在这世上最想做的事，是那“上好”的事。自己在写的时候，写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喜悦。有这想法后，也知道写作作为一种职业还是挺有风险的，理性上希望当作一个爱好就好。谁知越写越认真，脑子控制不住心。但同时，自己在外企的事业发展也很顺利，公司正要给我升职。可感性有时候会突然爆发，扭转局面。特别是我在那些年，遇到了另一些艺术创作者后，我发现自己真正的爱无可抵赖，又刚好跟公司合约快到期，还有老板情义相挺，就离职了。我是有很长时间的思考，加上机会和一瞬的感性爆发，做了这个决定。
但我只是辞职，而不是完全脱离了商业，我至今也还在做商业咨询，毕竟写作收入不稳定嘛。我不是把一棵树砍断，去种另一棵树，而是让一棵树为另一棵输送养料。过去的经历我到现在都很感谢，它带着我去希腊、英国、荷兰工作，去跟了不起的商业伙伴们共事，很多人跟我都还保持着联系。在商业中锻炼的能力，也能在写作这条路上继续帮我。过往并不是我要割断的，如今依然是我的养分。
辉 城：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今你终于出了个人的“第一本书”，是什么样的感受？
龚万莹：我之前想过，拿到第一本书该多激动呀！结果，拿到书时，我竟然很平静。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在写下一本书，对这本书有一种船已离岛、果子掉落的感觉，好像跟它不似过去两三年那般亲密，隔着些距离了。这是好事。一本书完成了，就不能一直将它死死抱在怀里，更不要离得太近，毕竟有更多人要去读它。放开它，这样的距离可以产生容纳评价、更新自我的空间。
写完这本书，还有种再度离乡的感觉。不论是现实中或是创作中，我都无法长久停留在家乡。在岛上的人都知道，海潮一刻不停，人活着也如此。我之所以从故乡开始写，是因为那是我出发之地。但写着写着，才发现岛屿必须向后退，人才能向前走。写完了书，人离了岛，新的旅程就慢慢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