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坨里村，地处华北平原与太行山脉的交界处，乍看上去与千千万万的北方村庄无甚区别，在岁月的冲刷下见证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嬗变。但也有大大的不同，“村民”董华用自己的一支笔让坨里村走进了文学。

董华生于斯长于斯，“农而优则文”，《草木知己》《大地知道你的童年》《京西草木》《还是乡情》等作品，都在以坨里村为圆点，“挨着地皮”侍弄心中的庄稼。散文集《垄间击缶》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全书以“齐民本纪”“柳荫说坊”“辈人辈事”和“岁土尘心”为经，以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为纬，笔力纵横于节气、庄稼、农具、吃食、乡邻、习俗，让人看到时代局部的沧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传统农业文明落幕的复杂情愫。

垄下有土，缶取材于土，《垄间击缶》写的是乡土事。作者笔力所及之处，也即是我们民族因“土”而成就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但是也因“土”，进行着艰难的转型。

缶，大肚有耳，能装东西能做乐器。击缶助兴是秦国特色娱乐活动，但秦国被认为“不识礼义德行”，以至于墨子认为击缶是下里巴人。庄子在妻子去世后击缶而歌成大道，蔺相如折冲樽俎让秦王为赵王击缶，都是脍炙人口的典故。《垄间击缶》的主题，亦可作如是观。击缶与落幕的传统文明形态告别，是一种达观，在变化迅捷的工业文明时代，一笔一画地追寻和整理已经被扫入历史尘埃的物事，也需要比肩蔺相如的胆气。

要怎么读《垄间击缶》才得其妙呢？窃以为，扣准了“真实、真情、真味”三真即可。

真实。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绵延千年变化不大。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上千年变化不大的农具和耕作方式早已难觅影踪，在董华的笔下，却都活了起来。

论白描之精到，首推《引耕道情》。立论先打破了文人笔下对农耕生活的常规印象，认为真要深切体会乡村生活，“了解大型的、波澜壮阔，且情绪舒张的农事活动，则非农业地里滚过的人不能得真髓”。然后笔锋一转，从耕字的读音说起，解释了民间为何读耕为“jīng”，继而解释了春耕、夏耕、秋耕的区别，顺便科普了耕地工具“犁”，最后说到了“盖地”的学问。在机耕逐渐取代畜耕的情形下，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至。

农事不止耕地一件，春种秋收也非字面这么简单，在《寻常的玉米，当家的粮》中可以看到耕种的全流程：“一步三棵苗”的播种距离、苗高与耪地的辩证关系、如何追肥、如何防虫害等，皆娓娓道来。作者并非只讲耕作，而是点出了生活的局促——青黄不接的时候忍痛吃青玉米，既耽误收成又难以饱腹，但又不得不吃。再对照玉米地里的杂草野果和蚂蚱、玉米粥玉米窝头对味蕾的冲击，给读者捧出了一个玉米的“梦”，梦里有苦有甜。

让人叫绝的还有作者的案头功夫。拿《经纬打谷场》《锄禾往事》《遥远的耧铃声》来说，打谷场的功用和修葺、锄头的分类和使用技巧、庞大的耧具如何在好把式手中变成绕指柔，不仅写出了农具农事的具体，还有引经据典的翔实考据。

真情。真实为表，里有真情。《垄间击缶》提供了一个审视“苦难”的视角：生产队时期，生产热火朝天，却连饭都吃不饱。由此带给人的是一种类似茧房的处境——看不到其他的可能，只能在既有的轨道中不断“内卷”，土地维持的低产量带来的是人均口粮的不足，不得不在数量不多的吃食上大做文章，由此形成一个“苦难”的闭环。《冤家路窄》，生发的即是这种情愫。

白薯作为外来作物，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国人特别是农村地区饮食结构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冤家路窄》将白薯定格为“冤家”，冤家多义，一指情人一指仇人，董华写活了这种情绪。作者以白描功力，得意扬扬地给读者展示了各种白薯吃食的做法，糖稀的吃法、烀烤白薯、白薯面做擦格儿、捏格儿、摇尜尜儿、猫耳朵……文字之中跃动着白薯的香甜气。但真的是欢喜地吃吗？董华自述他们家从头一年的大秋到来年五月，每年都要吃七个月的白薯，顿顿白薯、缺粮少油的日子，“白薯吃多了，烧心，口里常控出酸水”，“那一段很长的经历，我谓之‘苦大仇深’”。

真味。《垄间击缶》的字里行间，还透着“聊斋味儿”。作者并未停留在日常风物的描写、乡间生活的桑榆自道，而是在细致入微的农事、饮食和人情摹状之外，充满对农耕文化的剖析和反思，使作品具备了大家气象。《马向伯》《闲从旧妇话当今》《孙半仙儿》《潘五先生》诸篇说人，《推碾子》《祭祖》《守岁》诸篇记载乡村习俗，活化了农村生活的人情味和年节味，有一种大历史映照下的微观史学的意味。

再放眼望去，时代也如此。董华在《经纬打谷场》中认为，“生产力改变农民命运，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难解在于，拥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原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农业社会乡土风俗、伦理道德有着密切关系，而目前这种关系已相当微小。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了‘空心村’，城市化发展一方面让人享受到了物质化的便利和舒适，另一方面也对中国乡土社会构成了冲击。农民应该得到更充足的物质上的享受，可我总在担心，农民会失去天然的被泥土塑造而成的精神本质。”传统社会的秩序仰赖于此，对于农时、农事和工具的运用，需要层层累积地传递下去，靠的是难以量化的经验。

社会发展不会因个人意志而转移，一路向前也未必都是风景。董华流露出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忧思：“土里刨食的一套花活儿，各种农具，相聚一起劳动的亲和场面，以及自然而然产生的干干净净的持有感，而今已被时间带走，它们回不了家了。”

仔细读一读《垄间击缶》，说不定还能帮它们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