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村，所谓的“现实”固然指乡村实体，与此同时，这个实体本身也有着弹性的外延。书写乡村不能仅限于乡村的此时此地，而需要在个体与整体、历史和现实、地缘和血缘、中国与世界等多方面进行多维度的观照和把握。这就意味着作家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视域宽度、认知高度和思考深度，需要作家有能力参与到宏阔的历史进程中，以文学的方式描绘出富有价值的建设性图景。

承接传统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时代更迭，传承中也应该有新变。我认识到自己跟前辈们的乡土写作因为代际、生活背景、成长路径、性别身份、审美趣味等各种不同，写作必然也会呈现出各种差异性。比如诸多前辈的乡土写作比较关注乡村权力，因为他们在盛年所拥有的经验就是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乡村有相对闭环的运行体系，各种利益都在乡村内部。而我作为“70后”在成长中的所见所感，就是大量农民不再种地而进城务工，与此同时，土地开始流转，计划生育不再成为问题，基层干部职能向服务型转化，工作焦点和难点经常发生转移，需要他们不断调整姿态去面对。简而言之，在时势之变中如何关注新的现实，如何描写沉浸其中的人们的新伦理建设和新生活建设，这些都成为了我的写作重点。

乡村、农村、村庄、时代，这些词语都蕴藏着文学的富矿，其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矿脉永远是人。一个我特别敬爱的前辈曾这样说：“小说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富于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思想的表情及这种表情的力度和丰富性。”我想，思想的表情一定融合着时代的表情，同时也包含着在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们的表情。这些表情中能够解读出的信息是极其鲜活和迷人的。我喜欢捕捉和记录这些表情，愿意为此继续努力写作。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