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百年了，对八一南昌起义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与赞美，以不同的艺术样式，多次再现于舞台、银幕和荧屏之上。近日，大家对于最新歌剧《八一起义》（江西省歌舞剧院等单位创作演出，黄定山任总导演，岩奇、王晓岭、黄定山编剧，王晓岭、岩奇作词，栾凯作曲，王燕指挥，周丹林任舞美设计，胡耀辉任灯光设计）怀着很大的期望——期望着它给我们和我们的新时代带来崭新的创造。
崭新的创造真的出现了，令人兴奋，令人赞叹。
那就是全剧架构中“三角形的文化意识”。鲁迅先生说过，“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中，三角形是稳定的象征，是庄重的联想，是诗歌的意象。譬如，将其（包括精神的三角形）放在一个独特的形式中，我们才发现，诗的意象隐匿在其独特形式中，呈现出完美的图形、最稳固的图形……其所呈现的意象似乎更有诗意，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更让人思索（参见《三角世界：三角形的文化意识》）。
在该剧中，最突出的“三角形的文化意识”就是人物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设置：主人公周恩来与重要角色毛泽东（紧随南昌起义之后，他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邓颖超，构成了全剧最重要的三角形架构。
八一起义前，周恩来未曾与毛泽东见过面呀！
须知，这是戏剧创作，这样的戏剧性虚构是合理合情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无不悲愤之至。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者必然任人宰割。怎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尽管这是在八一起义后六天，但是一种思想的形成，无法要求其明确是哪一天），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历史关头，产生的巨大醒悟和对真理的发现。这也是剧中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在八一起义前夕会面时，于二重唱中共同做出的“我（你）去农村，发动农民起义，我（你）在城市组织军队武装”历史约定的基础。凡是创作历史剧（不是古装故事剧），历史是素材，戏剧是创作，符合历史情势、趋势、态势的虚构是必不可少的。剧作家在创作历史剧时，理应顺逆双向观察、研究历史，才能打开视野，进行自由的创作。毛泽东、周恩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交汇与生死友谊，以及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相继爆发，难道不正是这次见面的合理基础吗？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三次会面同样如此——那不正是诗意的、象征的、庄重的、美好的“三角形文化意识”的体现吗？那些革命的前行者，在艰难探求的困苦时刻，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毛泽东与周恩来、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相见、相悦、相约，不正是历史的渴望吗？他们的相通、相知、相鸣，不正是“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诗经·小雅·伐木》）吗？更重要的是，剧中这各三次的会面，正就是全剧的总体架构，使该剧历史含蕴的现代表达成为崭新的创造。请看——
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见是在码头。码头象征着历史新阶段的开始，毛泽东唱出的“枪杆子，命根子，枪在手，命根旺”正是全剧“八一起义”的思想根本，是所有错误观念撼动不得，强敌推动不倒的根本，是周恩来由衷赞同、坚定践行、奋斗半个世纪“发烫的真理”。他们二人发自内心的“击掌约定”宣告了真理之根扎入了历史的土壤。二人的第二次“会面”（心灵的沟通）则成为了八一起义成败的关键。张国焘以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名义阻止起义。怎么办？他们不约而同的二重唱“风雨启程，这是历史的约定。雷火启程，这是人民的约定”。这两个“约定”是前面那个“击掌约定”的深深探寻，决定着起义胜利的不可动摇。
毛泽东、周恩来第三次“会面”（共同的心声）时，起义被迫提前两小时，此刻，是功败垂成抑或大功毕成？“曲34”“曲35”虽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各自的独唱，但却是其各自赴汤蹈火的信心和决心的应答——毛泽东鼓舞周恩来：“击掌约定，让镰刀锤头砸碎旧世界，那时我们再相逢”；周恩来像丹柯那样高高“举起”自己的决心：“我愿用生命谱写，新世界的凯歌。”当演员用高调强音的“凯歌”回复毛泽东那句“相逢”的期待时，观众的心与主人公的满腔热血一起沸腾起来，时代滚滚向前的巨大历史洪流，让整个剧场汹涌澎湃。
如果说毛泽东、周恩来的三次会面是八一起义伟大历史事件成功的支柱，那么周恩来、邓颖超的三次会面，则是主人公与妻子美好内心世界的诗意描绘，更是革命与爱情在铁与火中的锤炼。邓颖超曾经回忆，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要动身去九江……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周恩来传》）这就是剧中邓颖超的台词，“我永远在你身后，等着你”的含蕴。正如她在诗意盎然的独唱里说的，“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破碎就破碎，完美终完美”。这是指二人钢铁的意志、赴死的决心、忠贞的气节、美丽的爱情和相互的信任。他们在二重唱《相伴一生》中唱到，“擦过我的肩，你与晚风，那是知心感应心灵”“凝望我的眼，你与星空，那是力量彼此支撑”，这就是革命与爱情的交融。“你与晚风”与“你与星空”不正是爱人心中的爱人吗？不正是诗意中的诗意吗？
周恩来与毛泽东、邓颖超一共六次的精神交流，都发生在南昌八一起义的关键时刻，都是在关乎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决定人生向何处去的岔路口，都在“音乐、诗歌、戏剧”的特殊形式中运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生动而又鲜明地塑造了他们在伟大历史事件中的光辉形象。
《八一起义》要描绘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为何却要着意强调友谊与爱情呢？“谁要从历史中取消个人就让他去取消吧……”可是，从历史中根本就不可能取消个人，“否则他就连历史本身也和个人一同取消了”（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更何况，戏剧就是要塑造人物形象的，观众来看歌剧，就是要看主创是怎样用音乐等元素在剧场塑造人物形象的，而不是来看历史教科书的。苏珊·朗格说，音乐“表现着作曲家的情感想象而不是他自身的情感状态，表现着他对于所谓‘内在生命’的理解……”该剧就是这样运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成功表达了主要人物的“内在生命”，表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向性。
即使是局部，也可以看出“三角形的文化意识”在该剧中的巧妙运用。“贺胡子”与景芸及哑巴，这是历史的肌理：许克祥杀害无数老百姓，使得景芸失去了亲人，被迫“偷”枪造反，投奔“贺胡子”。八一起义中，她和爱人哑巴先后壮烈牺牲……八一起义的成功，是由像景芸、哑巴这样众多革命战士用献血凝结成的。张国焘及其背后共产国际、临时中央的出现，几乎要把这次伟大的历史行动破坏殆尽。主人公及众领导的六重唱《第一次拍了桌子》，成为全剧最具戏剧性的歌剧场面，并与后面毛泽东的坚定信念“中国人四万万……遍地干柴等待星火……”，陈延年壮怀激烈的高亢独唱“我用献血呐喊，我用生命怒吼，同志们拿起枪，一往无前去战斗！”，共同形成了极富冲击力量的“三角形”。即便是在吃鱼的细节上，也显示了“三角形”的美。剧中，叶剑英、叶挺和贺龙唱道：“一个汪精卫，一个张发奎……大鱼吃小鱼，他们想得美，宁汉已合流，蒋汪一条腿……”三人为何能如此诙谐地描绘八一起义前夕极其危急的政治军事局面，皆因他们成竹在胸、全局在胸、英气在胸。这又是一种“三角形”的美，即明末清初剧作家黄周星所强调的“诗有别趣”。“趣”就是美，他一语说透：“凡属有情……无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曲”（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以上，仅仅是对该剧的架构中显示的“三角形的文化意识”进行了粗陋探讨。作为主架构的“三角形”与局部架构的“三角形”相互叠加、勾连、交叉，其自然，巧构，令人不禁赞叹。
其他部分，如音乐中的序曲，不仅具备独立性、动作性和戏剧性，对全剧更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从衔枚夜行到曦光初露，再到奔腾浩荡、洪流东去……煞是壮美！再譬如，灯光对历史画面的凸显，其明暗对比总是显示着历史巨变的大气磅礴；又譬如，一只邮筒、一组交通信号灯、几根电线和缆绳，就勾画出民国时期江边码头城市的风格；而修复涂家埠大铁桥，剪影与明暗的交替显示、众人上下劳作的大画幅以及两个巨大的正方形的桥栏所包含着的八个三角形，亦寓藏着：历史顶天立地的建构，正是人民的创造。
当然，所有崭新的创造都有待于继续精琢细磨。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该剧由97年前的那声枪响，指挥着歌剧的音乐，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艺术地解读那段伟大的历史，表现创造历史的伟大的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予以称赞的创造。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