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我们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姿态，面对自我与他者，过往与当下的距离？文学又如何以伏脉千里的方式面对重重纠葛，借助想象和虚构，巧妙地将这些相互对峙又紧密缠绕的范畴组织起来？卞之琳在《距离的组织》中抛出了这个诗学命题，领受距离之于文学的独特意义。置身2024年年初的文学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经历、选材背景、语言风格和创作经验不尽相同的写作者经由各自的文学实践，在快速革新的技术时代再度叩问“距离的组织”，激活这个诗学命题的时代潜能。

许多作者把目光投向过去，在时间的长河中打捞记忆，在时代的印痕中描摹复杂人性，从而管窥历史隐秘幽微的丰富面向。董立勃的《尚青》（《收获》2024年第1期）聚焦民国时期的边疆历史，以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女学生尚青为媒，将外部社会的迁转、个体内心的纠葛，以及地域文化赋予的独特品质扭结在一起，以硬朗却又不失灵秀的美学风格展现出人性的斑驳与命运的无定，同时通过军阀盛世才这个推动历史进程，却以隐没的姿态悬浮在小说世界中的真实人物，追问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看似微渺的个体生命更为复杂的辩证关联，文学不仅可以缝合“大叙事和小叙事”的距离，同时也能凭借这种难以规避的距离，激荡起个体生命间的涟漪。

潘军的《与程婴书》（《天涯》2024年第1期）重返“赵氏孤儿”的历史现场，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不同的叙事视点、文本形态和时空褶皱，凭靠人性的力量重构这则深入人心的故事。无论是第二人称与第一人称的穿插交叠，还是刻意经营的叙述口吻，抑或是兀然浮现的写作者的自我剖白，都表明作者在为历史叙事增添人性纹理的时候，不愿严丝合缝地与过往的历史贴合，而是始终守持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感。恰恰是这种距离感赋予了写作者一种能力，去自觉体认虚构想象的限度，并以极具张力的方式将其糅合进作品，让历史因人性的力量而显得熠熠生辉。

潘军发表的另一篇历史小说《刺秦考》（《作家》2024年第1期）与陆源的《唐风五联》（《天涯》2024年第1期）也都将驳杂的历史转化为“幻想的历史碎片”，探索如何经由情节的编排、语言的锤炼以及形式的经营，将诸种“历史碎片”黏合凝聚为“诗学共同体”。杜峤的《十万嬉皮》（《天涯》2024年第1期）更是以近乎断裂的方式嫁接起俄国的浪漫主义与当代的嘻哈文化，在看似无甚关联的时代主题的异代互动中，谛听自由率性的同频共振与遥相致意。纵览这些作品，可见写作者念兹在兹的不仅是如何克服时空的距离，重返历史现场，更是在找寻恰切的方式处理当下和过往的距离，以及内蕴其间的种种羁绊。

这种距离感并不囿于过往的历史或偏远的疆域，即便身处同一时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仍然存在不可弥合的距离感。如何张弛有度地呈现这番隐匿于日常生活中的距离感，并在文学写作中借助或隐或现的距离感“组织”起百态千姿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极富挑战又充满魅力的创作命题。钟求是的《生活节点》（《收获》2024年第1期）着眼于一对年轻夫妇日常生活的数个节点，刻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存在分歧的二人，试图在相互纠缠的共同生活中拉近距离、求取平衡，最终却无奈分离的现实困境。取材于现实的小说看似标识出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代表性节点，可是这些节点实在太过稀松平常，用这些节点来“组织”生活，反而凸显出生活难以捉摸的微妙，以及人们在面对自我和他人差异时的无能为力。“我知道，我们一代的生活经验无法真正传授给他们一代。一切需要亲历，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沙场。”钟求是不仅洞见了个体之间的距离，也觉察到了代际之间无法跨越、也不必跨越的距离，这种在写作中收获的对于生活和代际的距离感难能可贵。

王玉珏的《瞳距》（《收获》2024年第1期）、小杜的《婚姻日志》（《收获》2024年第1期）、黑孩的《物理反应》（《收获》2024年第1期）、史玥琦的《我的朋友死在回家的路上》（《上海文学》2024年第1期）、黄立宇的《梅姨》（《上海文学》2024年第2期）、艾玛的《平静的海》（《上海文学》2024年第2期）、水溶的《抵达桃曲》（《作家》2024年第1期）等作品同样将笔触伸向隐匿在平凡生活中、难以被轻易觉知的距离感，游走于合与分、今与昔、人与物、生与死的边界，在试图消弭或延展这些距离的过程中触探生活的实感与生命的真谛。

钱幸的《皮影》（《收获》2024年第1期）以“皮影”为喻，在多重视角的转换中折射出被层层迷障笼罩的命运的不可测。阿绫作为一名声线优美的声优，却因为容貌的丑陋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与人坦诚相见。她的悲剧色彩不仅源自身份认同的困境，更是因为她被同样身处底层且处境相似、一辈子隐藏在幕布背后的庄朴斋抛弃，她“不仅做过女演员的影子，而且还被迫成为庄朴斋的影子”。《皮影》不仅展现出底层与资本的冲撞，更是借由飘忽不定的影子与声音传递出底层内部难以相通的隔阂与裂隙。当小说最后揭示出主导叙事的视角性人物同为影子的本质时，人与人、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我究竟如何建立起真正有韧性的联结感，成为看似不可解却又无法规避的难题。文学自觉承担起打开生活这个“黑箱”的使命，即使明知风险重重，而且写作也无法让人一劳永逸地求得终极答案，但是写作者依然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将讲故事的文学视为清理自我和理解生活的书写行为，“组织”起互通有无的文学和生活。

伍华星的《入刀山》（《上海文学》2024年第1期）借助充盈着诗性和神性的方言，以淋漓尽致的陌生感呈现出由“入山”与“出山”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还有日常与奇幻并存的生命状态。弥散在整部作品中的粤方言构成了小说的本体，也正是这种拒斥连贯阅读的语言成为了接通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超现实的中介，再度彰显出以语言为安身立命之根基的文学，对距离感的高度自觉，以及通过缝合或撕裂的方式将它们“组织”起来的不懈实践。

值得关注的是，与这些作品同时面世的，还有由Sora引领的AIGC文生视频新浪潮。面对无远弗届的技术时代，当人们瞩目于文生视频的结果能否立足稳固的视角，贴合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缝合真实与幻想的距离，从而编织起一个自洽、可靠、可信的世界时，文学书写反倒通过故事、语言和节奏的营建，在复沓、跳跃与断裂中，在“距离的组织”中重新唤醒人们对粗粝生活的实感经验。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