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已经是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在习惯帝都皇城说天下、坐北朝南看东西的大多数北平人眼里，江南之城杭州，也许是一个有小山色、过小日子、做小生意、写小诗文的遥远之地。但在极少数也许是极个别北平人眼里，例如在伏申眼里，杭州之所以是向往之地，是因为杭州的女子。

十分偶然，也是天意如此，伏申在蒙昧初开、少年烦恼之时，生平见到的第一个杭州人是一个女子，当时他是一个不起眼的旁观者，没有与她交流的机会，但仿佛有一道柔和的光芒，照亮了他；第二次见到的，还是这个杭州女子，他举着旗帜，看到她在鲜血、飞雪和黑暗中，如雕像那样站立，像烈士那样歌唱，从此情有颤动，心有肃然；第三次见到，仍然是这个杭州女子，在非常特别的环境下，在不多言说的秘密中，他与她在北平监狱里，相拥取暖，共度寒夜。

一次又一次，他见到的，都是同一个杭州女子。

每次见到，她都邀请伏申到杭州做客，届时她一定尽地主之谊，盛情接待，倾其所好，一定让他宾至如归，感受美好，乐而忘返。然而，当他迢迢千里，奔波辗转，终于来到杭州，更多见到的是别的杭州女子，却没有见到这位向他发出邀请的杭州女子。于是，他就一直等待，等待她陪伴他，一起进入她讲述过的、描绘过的杭州。等待的岁月里，没有她的杭州是陌生的、空洞的、不宜人居的，是容易被人捉弄的。

甚至，让他成为克里森医生的催眠病人和释梦对象。

在外国人，也就是精神科医生克里森眼里，看到的是杭州的病人。杭州很少有人想到，或者不愿意想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就是进入中华民国末期之时。光复以来，短短数年的混乱无序和毫无逻辑，足以暴露一个庞大政权断崖式崩溃的败象，足以使杭州这样的偏安之隅不再令人感到惬意。正是光复以来短短数年的变故刺激和时运无常，使克里森的病人越来越多，直到他离开杭州前，仍然十分尽心地为他们治疗，不管他政治立场如何，不管他属于什么阵营。他是从上海离境回欧洲的，但在他心里，最后只向杭州告别。告别是为了把灵魂，至少一部分灵魂留下，在中国，杭州是最适合用来告别的地方，因为杭州是人间天堂，心留天堂，何其幸运。之后数年里，对从马可·波罗书中听说过杭州的家乡人民，他不吝词语，津津乐道，极尽赞美，广为宣传。后来，他曾试图从西柏林越境到民主德国的东柏林，然后前往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目的地是杭州，因为那里还有他的病人。但他最终放弃了。

后来，他希望他的著作《最忆是杭州》能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让他的病人看到，他是多么怀念他们。为此，他写信向伏申求助，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他在信中说，解放以来，人民的杭州一定更美好了，因此他深信，伏申仍然人在杭州，仍然没有回到北平，尽管北平已经再次成为首都北京，他深信，解放以来，伏申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命运也一定会更如意。

克里森对“解放以来”充满想象和期望。在未来的《最忆是杭州》中文版序言中，他这样解释，新中国人民对“解放”有最美好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无论公开场合和私下谈论，一提到现实状况，一提到时间概念，都会用“解放以来”或者“1949年解放以来”一词，表示对一个特定时代、特定阶段的特殊情感，就如国民政府后期，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至国共内战胜败即将定局这一时期，当时的人们总是说“光复以来”或者“1945年光复以来”。然而，天下大势，不可逆转，“光复以来”很快被“解放以来”取代了，而且取代得那么彻底。当然，随着社会进步、世事变迁，总有新生的、最适合时代和人民心理的，更科学也更通俗的新概念和新状语面世。

克里森与伏申最多最深的交集，是在1945年以来的那些日子，也就是故事发生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