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有机会书写这样仰望星空的人，是一件多么令人憧憬的事情。《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正是这样的一次写作。

2020年元月6日，北京迎来第一场大雪，我冒雪前往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开始了第一轮采访。在研究院办公楼门厅里，我第一次见到科学巨匠钱学森塑像，他目光炯炯，仿佛依然在带领着中国航天人向太空挺进——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

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被誉称为“中国火箭的摇篮”，我仿佛穿越时间隧道，走进中国航天初创时期，我被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震动了。如同后来在采访孙家栋院士时，他告诉我的那样：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和科研储备，根本不具备搞“两弹一星”的最基本条件。正是党和国家下了铁的决心，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赤胆忠心、殚精竭虑的奋斗，第一代航天人兢兢业业、攻坚克难，才有了导弹升空、卫星上天。

钱学森和“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远涉重洋，历尽艰辛，甚至冲破种种阻挠，毅然回到祖国。这些中华优秀儿女国有难，召必回，以身许国，壮怀激烈！爱国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这一点在那一代航天人身上，展现得最为充分。孙家栋留学归国，一参加工作，便在钱学森和“航天四老”的领导下，他最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牺牲精神。他后来常常说的“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便是由此而升华开的。至此，我一下子抓住了人物的根脉。我将书稿第一章定为“归来”，集中笔墨书写钱学森和“四老”归国。孙家栋与航天老前辈一脉相承，正是有了他们的言传身教，才有了孙家栋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人生。

报告文学写作必须深入生活，贴近人物。接下来，我又紧锣密鼓地采访了范本尧、欧阳自远、叶培建、龙乐豪、杨长风、吴伟仁、姜杰等院士，李祖洪、谢军、张荣桥、孙泽州等航天界翘楚，这些大忙人一听说我要写孙家栋，没有一人推辞，都挤出时间与我交谈。他们给我讲东方红一号、讲“嫦娥”、讲“北斗”、讲“天问”。那些感人的故事，那些精彩的细节，那些飞扬的激情，一次次打动我。于是，一个孜孜不倦、脚踏实地的孙家栋，一个勇挑重担、奋发图强的孙家栋，一个无怨无悔、航天报国的孙家栋，一个气壮山河、问鼎九天的孙家栋，在我的脑海中慢慢变得丰满起来、生动起来。我们似乎成了早就相识的朋友。

孙家栋是坐着轮椅与我交谈的，这位成就卓著的“两弹一星”元勋和共和国功勋，朴素、随和、谦虚、慈祥，如同一位可亲的邻家老人，或是一位平凡的退休工程师。他一再强调说，航天事业是集体创造的事业，首先是中央正确决策，全国大力支持，你一定要多写写航天群体，多反映航天精神。至于我个人，不过就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采访内容极其丰富，但写作仍然充满挑战。面对陌生深奥的航天科技、错综复杂的航天工程，我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好在结识了那么多的航天人，又老老实实、心无旁骛读完了五六百万字的航天资料，最大限度地去消化它。当然，最终将中国航天几大工程梳理清楚，多亏几位航天“大咖”指点迷津，谢军、张荣桥、孙泽州甚至像帮小学生解题一样，为我讲解航天科技“ABC”。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常常被科技与文学的矛盾纠结着。写孙家栋，必须要写“1059”导弹、东方红一号、“嫦娥”“北斗”“天问”五大工程，必须向读者们阐述清楚这五大工程的科技含量、工程难度、科研成果，而这些阐述专业性太强，甚至非常枯燥。但只有将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才能体现出孙家栋所作的贡献。所以，在部分章节中，我宁可牺牲一点儿文学性，也要将科技问题讲明了。

这是一次书写英雄的写作，这也是一次向英雄致敬的写作。我非常清楚，对于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对于中国航天的丰功伟绩，拙作只能算是一次简略的叙说。处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我们的民族并不缺少英雄，而真正缺少的是书写这些英雄的好作品，这是值得我们每位写作者认真思考的。

采访孙家栋时，我曾经问他：孙老，您喜欢仰望星空吗？

他说：航天人都喜欢。

我又问：仰望星空您看见了什么？

他笑着说：保密，这个保密！

宇宙辽阔，星空璀璨，的确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我想，书写英雄，需要更加贴近英雄、了解英雄……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