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香丽

“红岩”，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忘却的名字；《红岩》，一部长销而又畅销的中国当代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文化，作为重庆本土乃至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勾连起历史与当下。周航的《“红岩”文化现象》以厚重的历史、严谨而不乏诗意的笔触，带读者走近小说《红岩》，也走近“红岩”文化。

《“红岩”文化现象》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从“文化现象”入手，以追求文学生态的复杂性为前提，不拘泥于单纯的文学研究，将小说《红岩》置于重庆红色革命文化的场域中加以考察，实现了《红岩》研究的范式突破。诚如周航所说，写作的初衷是想突破既往的“红岩”研究模式，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尽可能挖掘“红岩”文化现象的本质内涵。于常人而言，先有小说《红岩》后有“红岩”文化现象，甚至只知《红岩》而不知“红岩”，但周航在仔细梳理中共革命史的基础上，敏锐地指出小说《红岩》是“红岩”文化形成和完善的重要一环，是重庆革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且“红岩”文化具有时代性和流动性。作为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周航自然回到文学现场，择取符合传播编码的“诗”，从“诗”的角度切入小说《红岩》，钩沉、打捞其中的诗歌元素。《红岩》中的“诗”因其短小、铿锵有力及鲜明的隐喻，在带给人审美意趣、精神振奋和心灵洗礼的同时，也为小说文本带来一抹清新的诗意。在《红岩》的研究中，始终纠缠着“政治性”与“文学性”的辩驳，周航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给《红岩》创作者以真切的理解，分析“诗歌”在小说中的功能和意义，沟通了大众文化心理和小说文本的桥梁。此外，专著又从“洞窟叙事”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将《红岩》中的监狱叙事内隐的快感编码程式与古今中外的名著乃至电影等大众流行文化联系起来，发掘《红岩》畅销和长销的原因。换言之，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文化研究理路与微观层面的文学内部研究推进，周航都尽力做到了。

《“红岩”文化现象》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突破学科壁垒，在跨学科、跨媒介的复调视野中实现文学研究的“破圈”。小说《红岩》的内部研究突破很难，但小说的周边或不同学科之间合作交流的空间很大。周航以扎实的史料功底和理论功底、诗人本色和较高的艺术鉴赏水准，加上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和切实的现实关怀意识，使得这本专著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之美。史料和理论功底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素养，但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文学的标志性作品，《红岩》研究乃显学，成果的丰厚自不待言，寻找新的学术路径不仅需要对《红岩》的批评史进行知识考古，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此时，周航的诗人身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诗”入手，又不凌空蹈虚，紧扣文本，借助文本细读、叙事学、大众文化研究等方法审慎地得出结论。此外，《红岩》作为一个“可写性”文本，文学的媒介迁徙相当成功，其衍生品涵盖电影、歌剧、话剧、戏剧、电视剧乃至时下流行的剧本杀等，种类繁多。专著侧重于舞台衍生品，在观影体验和艺术鉴赏的基础上，探究舞台艺术改编的地域差异，考察《红岩》衍生品的区域性与多样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红岩”文化现象的核心要素始终不离“精神引领”，周航深知这一点，他在激活《红岩》史料的基础上，广泛走访，借助田野调查法、传播学、文艺心理学、接受美学和文学社会学等方法，道出了小说《红岩》长盛不衰的魅力和“红岩”文化现象的复杂性，突破单一的文本内部研究。

《“红岩”文化现象》的第三个特征是具有前瞻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实现文学研究的在场，并为重庆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赋能。专著在厘清“‘红岩’文化”“红岩精神”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更为关注《红岩》小说文本的精神遗产，并围绕“《红岩》IP”打捞重庆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为《红岩》文化现象的远播提出独特的构想。作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小说《红岩》脱胎于中国革命史，多少人循着革命先烈的身影走近重庆，触摸红岩文化。可以说，《红岩》与重庆、重庆与《红岩》，两者须臾不可分离。但在文旅勃兴的当下，“红岩”文化事业的推进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鉴于此，有着鲜明在场意识的周航就“红岩联线”从理论研究、传播手段、特色基地打造、服务载体、服务水平、政策支持等六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全链条开发“红岩”文旅产业，使之成为“新时代重庆文化建设和全国革命教育的重要基地与推手”。

《红岩》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周航作为一个“新重庆人”，在重庆工作已有十几年，研究《红岩》及“红岩”文化现象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其诗人身份又使得该研究葆有一种诗意。总之，《“红岩”文化现象》既是重庆红色革命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文学研究观照现实的有效思考。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