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坐一次姥爷的马车。母亲说你那是做梦，坐你姥爷的车比掏他的钱都难。
实际上，姥爷驾驭的大马车那时候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生产队的大型资产，他只是个赶车的驭手而已。姥爷是带头入社的模范，那辆车连同那两匹枣红马，都是他主动带进合作社的，入社时姥爷提的条件就是除了他，谁也不能动他的马和车。毕竟在这之前，他驾着那辆胶轮大车走南闯北，甚至出生入死，姥爷还因此受了嘉奖，社长满口答应，社员们也都理解。
姥爷的大车连同那两匹枣红马是他在威海经营商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姥爷给他置办的，其在当时的价值和影响不亚于如今的一辆顶配宝马。老姥爷本来是想让姥爷以大车为载体挣钱养家糊口，但姥爷一分钱也没有带回家。母亲说他赶着大车成天在外边跑，不是给队伍上送情报，就是为前线运粮运草运弹药。每每说到这里，母亲都会冤屈得落泪，姥姥有病下不了炕，家里十几亩地都是母亲带着大姨、小姨忙活，连姥姥病重以至去世，姥爷都没有回来。那年姥爷为了送一份重要情报进城被鬼子抓捕，关进威海监狱，老虎凳、辣椒水都用遍了，姥爷硬扛着不松口。他把情报塞进手套的夹层，鬼子从他身上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还是做生意的老姥爷花钱托人把他赎出来，才捡回一条命。这些故事母亲说过不知多少遍，姥爷自己却从来只字不提。
我对姥爷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姥爷赶着大车从我们村南河沿村道上经过的身影。那时我是小学生，正和小伙伴们在河滩上玩耍，有小朋友喊：“你姥爷的大车！”几个小伙伴呼喊着去追赶马车，那会儿我们都没见过汽车，坐坐马车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姥爷坐在车辕的前边，一手扯着缰绳，一手抱着细竹编成的麻花状的鞭杆，鞭杆头上是一穗鲜红的缨子，软牛皮做的鞭绳垂在胸前。我边追边喊：“姥爷、姥爷……”姥爷头都不回，好像压根儿没听见，仍旧打着马儿嘚嘚地向前奔跑。待我们气喘吁吁追上大车，争先恐后地往大车上攀爬时，姥爷突然吼一声，从车辕上侧转身，扬起鞭子冲我们甩过来，“叭”的一声，一个清脆的鞭花在半空炸响，鞭梢掠着头发尖“嗖”的一声飞过去，吓得小伙伴们慌忙松开手、跳下车，悻悻地停住脚步。眼看着姥爷一挥鞭，马儿步伐加快，嘚嘚地拉着大车跑远了，小伙伴们冲我骂：“你姥爷真小气！”
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说：“你姥爷呀，大公无私，队上的比他自己家的还金贵，你别指望从他那儿沾一根草的光。”
但姥爷也有例外。不久我们发现，姥爷的大车原来也会拉“私货”的。
那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南河捉鱼，突然看到姥爷的大车驶过来。车上拉了一车锅碗瓢盆，还有板箱衣柜，一个老太坐在车上。老太头发梳得锃亮，嘴有点歪。有小伙伴说：“快看，你姥爷给你拉了个后姥回来！”大家都跟着起哄，一齐冲大车喊“后姥”，姥爷听见了，也不吭声。我慌忙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气得脸拉下来，说：“他到底把她拉来了！”
晚上听母亲和父亲嘀咕，原来那老太叫乔兰，乔家庄人，烈属，也是地下交通员，姥爷跑地下交通时就认识。听母亲口气，她和大姨、小姨都不同意，姥爷娶了个歪嘴婆，母亲和姨们都感到脸上无光。但姥爷任谁的话也不听，和队长说一声就赶着大车拉回来了。
尽管不愿意，第二天，母亲和大姨、小姨还是蒸了饽饽，带着我和表哥、表弟来到姥爷家，表示欢迎也是认亲。老太太原来个子挺高，穿一身黑衣裤，倒很板正，脚却不像一般老太太，是大脚。脸皮黑黄，关键嘴是歪的，疤痕很明显，有点吓人。母亲教我们叫姥儿，我和表哥、表弟一齐喊：“姥儿！”老太哼了一声，说：“喊不喊的，不骂我就好。”顶得母亲和大姨、小姨互相看看，什么话也说不出。
中午吃饺子，表弟吃了一碗又拿了一碗到跟前，天有些热，他脱了上衣，肚子鼓起来，圆圆的像一面鼓。歪嘴后姥指着表弟的肚皮，说：“看这孩子撑的，还吃，别撑坏了。”说得大姨的脸一阵泛红，打掉表弟的筷子，说：“别吃了！”表弟委屈得大哭，大姨拉起表弟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那以后，大姨和表弟再没去过姥爷家。
对于姥爷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嘴歪、脾气又不好的后姥，不仅我，父母和大姨、小姨，包括姥爷村里的邻居，恐怕都难以理解。
姥爷和歪嘴后姥生活了不到十年。歪嘴后姥去世时，我已离开家乡在外地读书。听母亲说，姥爷谁也没说，自己赶着大车送去火化，母亲和姨们听说了赶过去，姥爷已经将后姥骨灰下葬回到家了。
歪嘴后姥去世不久，姥爷又赶着大车，拉回一个小个子后姥，姓杨。小个子后姥嘴不歪，眼却少了一只。一只眼的后姥再次让母亲和姨们感到难堪，也让我们和村人不解。
杨氏后姥来到姥爷家不到两年就去世了。据说最后瘫痪在炕上，吃喝拉撒都是姥爷一人伺候。去世后，姥爷还是谁也没告诉，一个人赶着大车把她送走。
杨氏后姥去世后，姥爷身体也出了毛病，当年受伤的下肢旧病复发，无法走路，再也不能赶大车了。姥爷把大车交给队里，来到我们村，由母亲和大姨轮流照顾。
那年寒假我回家，正赶上轮到我们家照顾姥爷。我推着小推车去大姨家搬他。那时姥爷脑子已经有些迷糊，路上一再叹气，身子不停地扭动。我问姥爷：“不舒服？”
姥爷说：“这车矮啊。”
我知道他是想他的大车了，我说：“是啊，不如大车舒服。”
姥爷说：“我那大车呢，套上，你后姥不能坐这车……”
姥爷过世时我不在家，听表弟说，母亲专门请人扎了一辆双马拉的豪华胶轮大车在坟前烧了，姥爷地下有知应该满意。
听母亲说，前几年县上曾有人来找母亲和大姨，打听两个后姥骨灰葬在哪里，母亲说姥爷自己送出去的，不知埋到哪里了。
去年我回县里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参观老区红色文化传承展览。其中有一部分题为“巾帼八英”，介绍抗战时期本县八位女英雄。其中有两位地下交通员，一位叫乔兰，一位叫杨彩，两人的丈夫为掩护一位携带重要情报的交通员牺牲了，敌人把希望锁定在她们身上，两人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为了撬开乔兰紧闭的嘴巴，敌人用刺刀将她的嘴巴捅烂，她仍然一字不吐。杨彩个子虽小，但眼睛又大又亮，怒目圆睁，一言不发，气急败坏的鬼子用竹签刺向她的眼睛……
我的头“嗡”的一声，心里刀扎般猛地一痛。我恍然开悟，我的姥爷啊，我的后姥！那辆嘚嘚跑远的马车，该是承载了多少血与火、生与死的故事，几十年前我们不曾知道，几十年后的今天，以至今后多少年我们再也无法知道！一种无边无际的痛与悔在我心底蔓延，令我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