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刘荣书的小说创作以留白与古意为评论界所称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语言表达优美蕴藉、言简义丰，情感表达寄情于景、状物言志；第二，坚守滦州、滦河的故乡立场，植根于燕赵大地慷慨悲歌的侠义豪情；第三，对时代发展变迁中人性幽暗与光明的呈现、沉思。作为刘荣书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溯河春醒》似一柄铸造十年的无锋重剑，以更加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更加沉实朴拙的叙事技法，使小说的文学特质更进一层，在“藏锋”之中实现了对前两本小说集《追赶养蜂人》和《冰宫殿》的继承与超越。

小说集《溯河春醒》收录的7篇作品中，刘荣书收起了早期小说创作中恣情宣泄、激烈抗辩的个人倾向，告别了于先锋派笼罩之下编织的隐喻迷宫，走出了操纵叙事爽感的自我天地，以对个体在城乡矛盾、社会变迁与命运无常之下微妙境遇的深切观照，形成了较早期创作而言更为沉郁内敛、仁义悲悯的写作风格，折射出一位作家在创作实践中竭力探索的个人转变与艺术成长。

位于冀东平原的滦州与滦河，是刘荣书小说创作的精神原乡。滦州、滦河之上的风景与万物经由作者个人化、意象化的艺术加工，化为了《细雨唤醒狮子》《遥远的亲人》《浮屠》等早期小说中氤氲潮湿的语言质地和隐喻丛生的审美表征，这也是作者控制小说情感节奏、语言节奏和叙事节奏的有效法门。《溯河春醒》中的天地万物，散去了作者早期作品中飘忽不定的忧郁怅惘，在愈加凝练的文学语言加持下，更显得真实可感、富有生机。如《雾夜坦途》中起先危机四伏、仿佛一头随时要扑上来撕咬的巨兽般的大雾，经由主人公视角的过滤、情感变化的融入变得温顺、避让，成为这则陌生人互相温暖治愈故事的黄金配角。《珠玉记》中被奉为珍宝的算盘“珠玉”，既是少年朱瞳对父母之爱的精神寄托和成长路上不可舍弃的同伴，又是他技艺自强与精神自立后可以道别的旧识。

在景物与器物描写中，作者时常巧妙融入带有民间意味的传说故事、古典戏曲、古老遗训与风俗禁忌，使景物、器物同冀东大地上代代繁衍的劳动人民深切勾连。如与小说集同名的《溯河春醒》写出了“我家”在河流、母羊、鱼类等大自然的馈赠与乡间邻里的帮助下，走出了特殊年代饥寒交迫的窘境，成就了一则属于人间草木与人民生活的质朴传奇。《长发与妖》中似因禁忌而生的冰雹、大风描绘出农耕文明的暗面，隐映着命运的不祥与危机，而真发与假发背后的悬念更泄露出人性的复杂。这种描写手法，将潜藏在天地万物之间、流传在历史渊源之中的情感与思想相互融合，充分发挥出景物与器物所承载的叙事、抒情、表意功能，使小说由现实表层走入精神内里，通向对美与丑、善与恶、必然与无常等终极命题的反思，拓展了小说的思辨空间与精神层次。

而小说集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大多笨拙、羞怯、生涩，同时又拥有燕赵儿女特有的善良、强硬与坚定。善写小人物的侠义与豪情，始终是刘荣书作品的标志性风格之一。经过长期的创作积累，他写出了中国侠义精神中对正义的追寻、对弱者的同情和敢于挺身而出的牺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抗日救亡题材长篇小说《望烽烟》，主人公们为国为民、舍生取义，凝结着人民的期待、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小说集《溯河春醒》虽然写的都是和平年代普通人身上发生的平凡事，但体现中华民族“信”“义”之道的侠义之气依然力透纸背。

除勾勒侠女英姿的《滦州姑娘》以外，还有《雾夜坦途》中“我”与少年的暗夜相扶，《溯河春醒》中王秉义仗义疏财的豪侠秉性，《珠玉记》中朱瞳、李一平、马经理、梁红等人之间奉献与救赎的阔大气象……这一系列普通人行侠仗义的故事阐明了刘荣书笔下侠义精神的本质不是恃强除恶而是悲悯同情，并为之做出常人不敢做的事情、施以忘我的援手，这种内化的悲悯之情也是刘荣书创作由虚入实、由“小我”向“大我”、由“出鞘”到“藏锋”的力证。

刘荣书曾坦言：“贴近现实的写作，一直是我创作中的短板。和生活贴得太近，以及生活经验的匮乏，往往会找不到下笔的落点。”对此，刘荣书始终在不断尝试从社会新闻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的创作方法。十年磨一剑，藏锋意更深。小说集《溯河春醒》成为刘荣书创作道路上的重要标识，他以向实转、向内转的姿态开掘出一条自我突破的路径。我们有理由期待他进一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资源及西方现代派写作手法，在书写新时代独特经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作者系河北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