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晋林是当下山西中青年作家的代表之一，新近他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出山》出版。我以为，这部作品既是对杨晋林此前小说写作的一个小结，也是其今后在文学创作上继续大有作为的开始。

《出山》的主题是中国民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为此，小说用无数逼近生活原貌的细节，构建起真实性，去除了很多模式化、主观性的成分，显得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小说紧紧围绕当时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纠葛的主线，以家庭、父子以及他们与社会各界的人际关系为叙事重心，突出了爱与恨、义与利、善良与自私等伦理观念的矛盾冲突与转化。主要人物的性格、行为、命运以及小说的进展节奏、结局，都能以人性为中心，让读者被阎来锁和他的三个儿子阎守富、阎守财、阎守田，以及妻子曲美英等各种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思考很多历史和人性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使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民有着比较浓厚的小农意识，满足于吃饱穿暖，根本不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同时他们又有勇敢、吃苦、朴实、智慧的品质，只要认准了的路，就会毫不犹豫地走下去、走出去，也就是书名“出山”的内涵。日本侵略军和汉奸在觉悟起来的农民游击队面前最终被打败，《出山》创作的立脚点正在于此。

《出山》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杨晋林选择了平民化的文学追求。他以这样的原则为宗旨，从历史真实出发，立足故事的感染力，更多元、更宽泛地展示出特殊年代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心灵世界。这种平民化的小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真实，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老百姓的生活和情感非常贴近。当然，特殊年代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人们生存欲望的表现形式更是多样，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改变，有的时候会带来难以挽回的遗憾，像阎来锁与大儿子阎守富的恩恩怨怨就是最好的说明，扭曲的时代把人情也扭曲了，最终却又回到正轨。杨晋林在《出山》中要告诉人们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普通老百姓的态度是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基层民众的积极参与成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其次，杨晋林在人物塑造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小说中的各种人物都以鲜明的个性、生动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山区民众身上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勤劳与坚韧、淳朴与智慧、单纯与认真。处在抗日战争这样特殊的年代，读者又可以感受到战争对普通民众心灵造成的创伤，逼迫他们奋起反抗自救；感受到觉醒后的人民迸发出的强大力量，浴血奋战、不畏牺牲。在具体表现过程中，杨晋林特别注意设置一系列真实感人的生活细节，比如描写阎来锁出场是这样的：“在东峪，阎来锁的名头很响，就像吊在阎家祠堂门口那棵老槐树上的大铁钟。比方说，大人只要一提阎来锁，随便一个吃奶的娃娃，也会在大人怀里使劲往外挣，一边挣，一边奶声奶气地说，吃肉肉吃肉肉。”这就把阎来锁厨子的身份表现出来了。这类细节如实展示出生活的原汁原味，跟普通百姓的内心世界非常契合，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真切地体现出小说的主题。

再次，杨晋林在《出山》中选用的叙事方式，表面看是第三人称，却让人感觉叙述者就是故事中的一员，他置身其中，将故事娓娓道来、张弛有度，显得特别朴实无华、善解人意，让读者就像在听一个老朋友讲故事，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方式，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如讲阎来锁跟村里人聊天：“一家是一家的故事，一家是一家的说道，村人爱问，阎来锁爱说，几乎每个黄昏，百丈崖前的核桃树下，总有人聚在那里长时间听阎来锁眨巴着小眯缝眼摆龙门阵，一摆就是多半个时辰，直到谁家的婆姨在暗地里扯着破锣嗓子喊自家男人吃饭，接着有狗吠一声声传来，大家才说说笑笑一哄而散。”这种叙述方式让小说的语言准确质朴，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避免矫揉造作，有助于故事情节的推进。

最后，杨晋林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出山》所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快80年，成为了历史，这里有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问题。一方面是历史本质的真实，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需要，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就是小说家的用武之地。其间有个“度”的问题：小说如果完全与历史真实重合，就容易成为纯粹的历史书，而非文学作品；如果完全是虚构，就容易丢掉历史真实。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指历史细节的真实，而是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规律性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使在历史事件、历史细节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但对历史本质、历史规律没有把握好，也不能说达到了历史的真实；相反，如果对某一时代的描写，虽然故事、人物、细节都是虚构的，但却严肃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本质，也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出山》所写的阎来锁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抗日游击队，都有真实原型，同时作家又在人物个性和生活细节上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想象，很好地把握住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

（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