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的《买话》是一部具有多重意蕴因而难以在一篇短文尽述的作品。它的主干情节线索可以通过一句话概述：晚年刘耳回乡后试图通过“买话”重新融入到他一度远离的家乡。所谓“买话”就是通过金钱的形式向一个叫做扁豆的小孩获取信息——买他的话。之所以要买话，是因为尽管刘耳的身体回到了瓦村，物质上足够充裕，却不被村人接纳，总是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家乡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对他关上了门，他成了一个故乡的异乡人。

尽管主线看上去相当简单，但是要解释刘耳之所以不被家乡接纳的原因，就连带出整个村庄人文生态的今昔对比，以及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而小说的支线繁多，既有关于友情和爱情的错失与背叛，也有着进城后世故人情上的复杂纠葛，更有着人到暮年的心理凄惶与无助，还指向于一种几乎称得上是恒久性的孤独。

与内容相应，《买话》在形式和风格上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纠缠：情节上用一种直白的极简主义式叙述，而在涉及到场景与对话时又无比的絮叨与繁复，让小说烙上了现代主义的印迹。显然，这不是一部摹仿论视野中的写实作品，村庄与城市都是高度抽象化的，几乎没有关于地方风景风物的再现性描写，而所有的人物、行动、细节和对话也并非一种现实意义的表现。小说中的人物有吃喝拉撒，却没有劳作；他们甚至没有名字，只有代号，连细腻的机心与略显笨拙的伎俩也都是写意化的、计白当黑的。

当扁豆说出与自己的年龄、身份与见识不符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如同民间故事一样的寓言和象征主义化的写作。那么，排除了那些可以生发出各种阐释的维度，《买话》的核心象征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在探讨一个关乎所有现代人命运的命题：一个人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返回原乡。

主人公刘耳他在自己的机灵和造化的幸运中，得以离开乡村，其缘由有着一种荒诞性：他和朋友明通用两人的七个鸡蛋创造了一个宣传事件，并以此改变了命运，成为县里的公务员。那种名与实之间的荒诞尽管带有时代色彩，却是超越了地方、族群和文化的，也成为刘耳德不配位的原罪式起点。被命运眷顾、离开瓦村的刘耳在城里似乎有着义无反顾的绝情，并且没有帮上村里人太多的忙，后者可能才是他在回乡后被村里人敬而远之的根本原因。

“你给村里的人，做过什么好事吗？”这可能是一个毫无背景、离开村庄在城里生活，自身也需要苦熬的人的悲剧，也是当代中国进城者的一个普遍性隐喻。那些离乡者背负着本不该他们所背负的责任：在个体身上被寄托了太多的回馈乡村的期待与希冀。一旦他们无法达到那个期待与希冀，那么，故乡将会给予他们无情的情感指责与精神惩罚，疏离他们，并且至少对他们封闭起村庄共同体的心灵空间。

这里面涉及到类似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与“社会”的两种价值观与伦理冲突，即村庄文化原本有着集体性的倾向，那种共同体由血缘、亲缘、地缘、文化等因素自然形成，因而濡染上情感连带和责任连带，个体由在集体中的身份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角色。但是，城市是陌生人的集合，由各种关系联结的契约为主导的社会，个人的自主性就被凸显出来，村庄固有的那些身份与伦理关系必然要被淡化乃至抛之脑后。某种意义上，刘耳的买话，就是试图沟通与弥合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断裂。在《买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即便在城里生活多年，刘耳始终无法真正意义完全断绝与乡村的联系，甚至在最脆弱的时候——退休在家，年老体迈，当了大官的儿子很可能已经违法乱纪、岌岌可危，他的选择是返回故乡。村庄是他逃避的地方，也是他最后的根据地。遗憾的是，村庄并没有成为温情的港湾与安详的根据地，更没有带来情感上的慰藉。

刘耳这个人谈不上清白无辜，但也并非大奸大恶之人，某些时候他甚至是天真淳朴的，这从他一大把年纪还不明白按摩店背地里的门道可见一斑。他的最大性格特点是敏感，那可能来自于一个老人由于身体上的羸弱和病痛所带来的脆弱，但更多是一种道德与伦理上的敏锐。他特别在意村里人对他的评价，觉得明通、光棍们、村里人对他的误解是一个冤屈，让他难以接受，一定想要解释清楚，所以才要不断地买话。然而问题在于，没有人在意他的解释，他也解释不清楚。这就造成了悲剧的根本：他成了一个活在别人舌头上的人。

刘耳作为一个现代个体从来没有完全现代过，他的肉体、职务和身份可能已经脱离村庄共同体的存在，但是心理、情感和精神上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村庄留下印痕。他竭力想再次返回到原乡的文化与精神空间当中，只是一次又一次得到荒诞的结果。他最终的努力尝试，是在与光棍们一起为“老人家”送终的仪式性活动中，但是也并没有完成分离、过渡和再次组合的通过仪式，重新融入乡村。作为村庄文化象征的老人家死去了，刘耳依然是孤独的，第二天醒来，“院子里，却空空荡荡的”，他的心灵依然没有着落。这是一个现代性悲剧，也是城乡转型与融合过程中特有的悲剧，这不仅是一个中国西南地方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人类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