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话》的主人公叫刘耳。“买话”和“刘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有了一种奇怪的陌生化效果。根据鬼子的描述，在最初的设计中，主人公本来叫刘二——从“刘二”到“刘耳”，命名的变化也暗示着小说主题的迁移和形塑，“刘二”这样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在乡村里习以为常的命名变成了一个拥有敏锐听觉能力的文学人物“刘耳”。那么，刘耳究竟想听到什么？他又能听到什么？“倾听”与“买话”又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刘耳”和“买话”就这样构成了一个互相提问的结构，这一结构撑开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鬼子展开了他轻盈而又反讽的故事叙述。

《买话》开篇写的是一次失败的“根浴”，前列腺不好的刘耳被人安排去一家按摩店进行“医疗按摩”，但转眼就被警察抓了个“现行”。虽然因为刘耳的特殊身份，事情顺利得到了解决，但这一事件刺激了刘耳离开城市重返故乡的念头，正是在这次“根浴”事件后，刘耳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瓦村，在老屋里住了下来。当年他努力地想要在城市获得一席之地，如今他重返故乡，才明白要想在故乡获得一席之地，也需要付出同样的努力。这是刘耳的困惑之处，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在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以失败者的身份重返乡村，并流下了忏悔的眼泪。历时四十多年，刘耳已经是一个成功的高加林，但他依然选择了重返乡村，不过这一次，乡土并没有像《人生》中那样提供“大地母亲”式的疗愈功能，相反，它以一种怀疑甚至憎恶的态度面对它曾经的儿子。

鬼子抓住了中国现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母题——寻根。现代性冲击并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乡村和城市构成了二元的区域空间，附着于农耕文明的道德伦理秩序被以商品关系主导的现代道德伦理所取代……对诸此种种问题的回应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漫长的“寻根”书写图谱。从20年代鲁迅提出的“侨寓文学”，40年代沈从文的《边城》以及后来的“京派文学”，到80年代蔚为大观的“寻根文学”写作潮流和21世纪以来出现的“新乡土书写”和“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虽然各有侧重，但无一不是对这一母题的文学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买话》开篇的“根浴”作为一个“引子”其实意义丰富，它既在形而下的层面暗示着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刘耳生命力的衰退，同时又在形而上的层面暗示着重建一种生命之根和文化之根的重要性和急迫感。如果我们将《买话》放置在中国现代以来的“寻根母题”书写的谱系中来观察，也许就能相对清晰地看出它的独特性以及对这一母题书写的拓展。在鲁迅的笔下，“返乡者”以一种启蒙的视角观察他的故乡，并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中再一次告别故乡。在沈从文的笔下，乡土世界代表着一种原始的神性，它面对历史的变化几乎无动于衷，最终也只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完成一种消极抵抗。在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对乡土世界的想象充满了文化的迷思，但在大部分作家的书写里，对异质性文化的寻找并没有带来新生，而是重复了鲁迅式的批判。21世纪的“新乡土书写”则塑造了一种积极进取的“返乡者”形象，他们在城市获得了成功，以反哺的方式回馈乡土。刘耳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类，他笔下的乡土没有鲁迅笔下的乡土那么沉重黑暗，也没有沈从文那么的唯美和谐，他笔下的乡土世界是更加“自然主义”式的，他既没有拔高也没有降低乡土作为“根”的重要性，更真实的是，他发现这个“根”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买话》由此在社会问题的层面跳脱出来，进入到小说美学的层面。因为对“根”的寻而不得，刘耳只能通过“买话”的方式来完成他的“返乡之旅”，他试图窥探出一些秘密和隐情，那就必须付出对应的价格。“买话”在这里不仅仅指向刘耳的行为实践，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话语叙述的方式，刘耳的买话和鬼子的小说叙述是一体两面，他们指向了一种小说的本体性问题，只有在不断的借助“言语”的对话和交换之中，小说才有可能开拓其新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买话》既是一部关乎重要文学母题和现实社会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关乎小说如何发展、推进其自身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