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是塞尔维亚著名电影导演、编剧、演员和音乐家，是当代为数不多在戛纳、威尼斯与柏林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的导演。2024年，库斯图里卡担任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其作品回顾展也在特别放映单元展映。5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欢迎宴会时指出，德约科维奇、约基奇、库斯图里卡等塞尔维亚体育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在中国家喻户晓。
库斯图里卡以喜剧、狂欢、荒诞、魔幻现实主义、讽刺、超现实和历史叙事的电影风格闻名。很难用现有的影人风格归类库斯图里卡，因为他的作品太独特了——业已消失的国家如何叙事？库斯图里卡于1954年出生于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他的电影充满撕裂、不安与反传统的希望。
土地、民族和乡愁
库斯图里卡用电影呈现世界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以南斯拉夫解体为分界点，其电影风格分为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库斯图里卡关注南斯拉夫的社会现实，叙事完整且复杂，多用儿童视角叙事探索大时代下的民族身份建构，以公民在铁托时代的遭遇回应政治隐喻。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库斯图里卡确立了标志性的电影风格，从现实主义叙事迈入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创意天马行空，擅长用荒诞、狂欢和幽默的方式解构历史的沉重感，寻找已不存在的乡愁。
库斯图里卡和电影的渊源从少年时期就结下了。为了赚点零花钱，库斯图里卡去街头给电影剧组帮忙。他曾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1972）中客串游击队员。1974年，19岁的库斯图里卡前往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习，看了意大利电影大师包括费里尼在内的大量电影。他的毕业作品《格尔尼卡》延续了《阿玛柯德》的风格——“要拍摄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人的面孔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费里尼去世后，库斯图里卡坦言“我第七艺术世界里的父亲走了”，信徒如他，“在20世纪的末尾成了孤儿。”费里尼和库斯图里卡的拍摄风格不尽相同，但库斯图里卡抓住了费里尼最精确的一面——用内心的现实主义，拍摄人和土地的关系。
作为南斯拉夫存在到消失的亲历者，库斯图里卡用摄影机记录一切。处女作《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1981）探讨人的成长问题，获1981年威尼斯电影节处女作金狮奖。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将摄影机扛到大街上”一致，电影取景于萨拉热窝街头，这是萨拉热窝人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处境，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悲剧。多莉·贝尔是年轻漂亮的舞女，对待感情纯真，却被男人剥削。迪诺暗恋多莉·贝尔，她被带走后，他的兔子也死了。库斯图里卡用多莉·贝尔的角色暗示这片动荡的土地。
第二部电影《爸爸去出差》（1985）获得戛纳金棕榈奖，可对标《小孩与鹰》《饲养乌鸦》之类的优秀儿童电影。影片延续了第一部的儿童视角，更加多元、复杂，讨论国家动荡对个体心灵的创伤。通过孩子马克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理想化、脆弱、矛盾且风流成性的父亲形象。1948年，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剑拔弩张，父亲被错误地指控为“斯大林主义者”，下放到采矿场劳改。马克眼里的父亲既是伟大的，他告诉别人，“已经没了祖国，至少该有个孩子”，同时也是一个不忠于母亲的男人。寻找父亲、母亲，是文学与电影创作常见的主题。虽然库斯图里卡对安哲罗普洛斯有些微词，但两人的创作存在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成长于动荡的战争环境，关于民族与命运的探讨是电影创作的母题。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经常寻找“希腊父亲”的民族根源，《雾中风景》结尾，两姐弟终于来到边境，雾气散去，一棵树在地平线隐现，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不再重要。《爸爸去出差》《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中的“父亲”，是一个“想参与到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是属于“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乃至后期电影中许多失去祖国的父亲形象，他们不仅代表具象的父亲，同样是库斯图里卡一直在寻找的“南斯拉夫父亲”。
《流浪者之歌》（1988）是奠定后期库斯图里卡电影风格的转型之作，展现了巴尔干半岛吉普赛人浪漫、粗犷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获198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这是一个被主流放逐的地区，巫术可以治病，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跑到郊外，升到空中生下一个男孩，然后死去。山羊、大白鹅等贯穿库斯图里卡创作生涯始终的动物出场。手风琴作为重要的音乐道具频繁出现。
同年，库斯图里卡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系教授职位，携家到纽约。就在离开前，南斯拉夫即将解体的消息已经开始传播。“1992年，父亲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人们失去了祖国。《爸爸出差时》时期，人们对铁托时代还抱有一丝甜美的幻觉。在国庆典礼上，马克被选中给市长献指挥棒，爸爸严肃地预演动作、熨烫国旗。到了《地下》（1995），荒诞和讽刺到达巅峰：“二战”期间，一群人躲进地下室避难、定居，相信战争总有一日会结束，人会重获自由，而能和外界联系的犹大欺骗他们说战争没有结束，一骗就是二十年。
视与听
库斯图里卡有极为敏锐的导演意识。他曾提到霓虹广告牌的灯光令人难以忍受，但忽然意识到将光线转换成声音，是一个导演非常重要的品质。电影的视与听是一体的，电影是视听艺术，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音乐是传递情绪的媒介。在导演身份之外，他是南斯拉夫摇滚乐队“无烟地带”的贝斯手，《巴尔干朋克》（2001）记录了乐队在欧洲巡演的经历。和用影像“寻父”一样，“无烟地带”用音乐寻找南斯拉夫的根源。
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音乐，充满了野性、热闹、辛辣、狂欢的吉普赛风情。《生命是个奇迹》（2004）的背景是1992年南斯拉夫内战。乐队在雪地里演奏，其中一人被枪击，死在骡子旁边。最常出现音乐的场合是婚礼。婚礼在常规电影中往往被赋予洁白、庄重与喜庆的象征，意味新人珠联璧合。库斯图里卡的婚礼，却是一出混杂悲喜、喧嚣、滑稽、用枪助兴、鸡飞狗跳的巴尔干狂欢。
婚礼是库斯图里卡电影的典型情节，通常用手持摄影增加现场的真实感，用深焦镜头展现现场布景的复杂，同时用快速剪辑加剧戏剧冲突。《流浪者之歌》有两场婚礼。第一场婚礼，贝汉愤怒于妻子的“不忠”；第二场婚礼，贝汉带着仇恨，前往阿梅德的婚礼并杀了他。手风琴声、小提琴声、打击乐器声、枪声和尖叫声混合在一起，热闹的音乐衔接阿梅德的婚礼和贝汉的葬礼，做了一个漂亮的声音转场。《黑猫白猫》（1998，获第5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全程围绕巴尔干婚礼叙事。乐队在树上演出，在葬礼后参加婚礼。牧师不小心把死亡证书当作结婚证书。影片同样有两场婚礼。第一场婚礼，两个吉普赛家庭决定促成扎雷和阿佛罗狄塔的婚事。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扎雷有心上人，阿佛罗狄塔逃婚，现场一度混乱。第二场婚礼，发生在阿佛罗狄塔逃婚途中和男人一见钟情、也是第一场婚礼的当天。结尾时，逃婚成功的新人坐上公交车，眼神却愈发迷茫。库斯图里卡的婚礼，不提示观众是否存在皆大欢喜的结局，它经常留白，在狂欢的顶点戛然而止——但片尾出现的Happy End（而非End）还是为巴尔干地区的年轻人留出了希望。爷爷告诉扎雷，离开是明智的，家乡没有太阳。最经典的婚礼发生在《地下》，所有人死而复生，沉浸在喜宴欢庆中，没人看到脚下的土地裂开了，将他们从更大的土地中分裂出来，沿着河流越飘越远。
除了婚礼，动物是库斯图里卡电影非常重要的隐喻。他称自己是“马戏团的头儿”，相信自然是所有宗教、所有存在的根源。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动物是大白鹅、猪、猫和山羊。《黑猫白猫》开场的荒诞性在于，猪在耐心地吃车，大白鹅和吉普赛人一道围观德国游船的婚礼。黑猫和白猫分别象征厄运和好运，出现在玻璃窗外、死去爷爷的屋顶上、房间内，全程围观吉普赛人的婚礼。婚礼高潮，大白鹅被用于擦粪便，加剧了现场的混乱性。《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2016）用两分钟的开场镜头拍猪被杀，大白鹅不小心浸到猪血染缸中，变成大红鹅。喝牛奶的蛇懂得报恩，关键时刻救了男人一命。山羊在“地雷战”中全部被炸飞，无一幸免变成“烤全羊”。《亚利桑那之梦》（1993）中，在阿克塞梦中不断游荡的鱼和红气球，隐喻超越现实的不可能性。“飞翔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哥伦布还在世，他一定会了解我……”，“美国梦”的外壳下，依然是库斯图里卡荒诞的喜剧内核。
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基调下，角色成为世界观的行动者，呈现非理性的人物气质。《亚利桑那之梦》的妈妈有一个飞行梦，女儿则热衷于自杀，死后能变成乌龟，她邀请阿克塞玩古老的“自杀游戏”。《爸爸去出差》的自杀者下定决心用绳子结束生命，结果只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爷爷重复“生者和生者在一起，死者和死者在一起”，忽然死去。因为婚礼和葬礼不能同时进行，而男方家拒绝了葬礼结束后40天再办婚礼的请求，大家用冰块保存爷爷的尸体，让其不得不在后天“死”，结果爷爷在第二场婚礼前死而复生（《黑猫白猫》）。《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中的男人被战乱射掉了一只耳朵，女人直接用针线将其缝回。女人死了，去了天堂，男人数年后偶遇战争后的乌托邦，重逢女人。《生命是个奇迹》的背景是波黑战争，这是库斯图里卡最直面战争现场的一部电影。萨拉热窝的冲突白热化，主角卢卡是一个铁路工程师，拖家带口跑到波斯尼亚山区修旅游轨道，无视渴望成为歌剧家的妻子和渴望成为足球运动员的儿子的需求。他认为铁托时代能够和平，“不会发生战争，这里的人都很理智”，甚至听到儿子的入伍报道消息欣喜若狂。服兵役，其实是上前线，成为俘虏，成为数字。他和“敌对阵营”撒巴哈的爱情更不可能成真，他们认知中的“澳大利亚”没有冬天，也明白自己永远到不了澳大利亚。
有一种说法是，好导演一辈子都在重复处女作——意思是很多导演的风格在前期就已成型。就像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认为，大诗人和小诗人的区别在于创作广度、深度等方面，一个好导演可能偶有“失败之作”，但整体的影像风格是可被辨认的。库斯图里卡就属于这一类导演。他持续在民族与历史深处拍电影，创作后期比前期更超现实、魔幻，不变的是探索“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身处何处？”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世界的艰难时刻暂时消失了，土地飘向海洋，但巴尔干的音乐不会停止。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