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是中国的文学大省，也是强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评论，均居国内前列。江苏文脉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学资源和积累，特别是百年来，江苏文学大家、名家辈出，为中国百年文学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的文学研究者们在丁帆教授的带领下，撰写了《江苏新文学史》。这是一套皇皇巨作。这部文学史不仅系统地总结、描绘了江苏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呈现了江苏的重要作家作品，同时也为其他地域和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经验、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存有巨大争议。特别是1985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来说是重要的年份。“现代派”文学业已落潮，相继兴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路径。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坚定信念和大致路向，稍稍滞后的文学史写作也基本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塑造。于是，文学史家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些看法，“文学史观的搏斗”在这一年相继展开。1985年10月29日，唐弢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他认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范围”，“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洗，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清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因此，他主张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这样做“对于正在探索的问题，对于尚未成熟的想法，对于不断演变着的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过程，都会产生催化或者推动的作用”。
当年我们不大理解唐弢先生的说法。比如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一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本格局的巨著。他写作这部巨作的年代，“现代”刚刚成为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瑶先生的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王瑶先生可以这样书写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可写史？多年后我们才理解了唐弢先生的良苦用心。这就是，当代文学史涉及或牵扯的因素太多。即便在本学科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争议或诟病也一直存在。这一现象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的不确定性使它永远都是一个“未竟的方案”。
但是，时至今日，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已经100余部，而且还有出版社在组织编写。这种情况业已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不是可以或不可以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的问题。它的争论已经过渡到了实践阶段。《江苏新文学史》的出版，就是文学史写作具体实践之一种。该书序言说：“在中国新文学诞生100周年之际，组织编撰一部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学术性、权威性的《江苏新文学史》，科学梳理江苏新文学百年来的发展脉络，系统回顾总结江苏新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江苏百年新文学的研究留下一部具有宝贵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地域文学史，同时也为中国新文学史提供更为完整丰富的史料，彰显出江苏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江苏新文学史》上起1892年，下讫2019年。全书凡12编30卷900多万字，共涉及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其中，文学思潮与批评编2卷、小说编6卷、通俗文学编2卷、诗歌编3卷、散文编3卷、报告文学编2卷、传记文学编2卷、戏剧影视编4卷、儿童文学编3卷、世界华文文学编1卷、网络文学编1卷、文学报刊编1卷。同时，还配套编辑了《江苏新文学史史料选》40卷1300多万字。我曾参加过《江苏新文学史》项目的评估。《江苏新文学史》以晚清至民初的江苏文学为起点，对“五四”江苏文学展开论述，更加凸显了文学史的连续性和必然性，具有非凡的历史眼光。《江苏新文学史》“厚古不薄今”，增设电影电视剧卷、网络文学卷、世界华文文学卷和儿童文学卷等，极大地丰富了江苏地方文学史，同时也为中国百年文学的架构提供了重要参考。书中还提出，文学的发生与来源不尽相同，例如世界华文文学，如何在统一的框架下，将庞杂的文学支脉放入文学史这一整体当中，也是一项挑战。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学史中的“大江苏”的概念。地方文学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处理，那就是：“本地作家”都包括谁？《江苏新文学史》的处理方式是，以“籍贯”为重要参考。只要籍贯是江苏的，就是江苏作家。比如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汪曾祺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部“辑稿人”，大约是今天的“编辑部主任”。或者说，汪曾祺19岁以后，基本就没在江苏工作过。但《江苏新文学史》把汪曾祺作为最重要的江苏作家和研究对象。再比如格非，江苏镇江人，但他没有在江苏的工作经历，还有年轻作家魏微，除了在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过，几乎也没有在江苏工作过，但她也是江苏籍重要的文学力量。
第二点，是《江苏新文学史》对“事件”与“本体”的处理。对文学史已有的成果，有的学者提出文学史的“史学化”问题，认为文学史过多地关注了历史、轻视了文学。这种看法还认为，在文学史中不宜过多地书写历史事件，而要更多地讲述文学史的“本体”，也就是作家和作品。这种情况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鲍鹏山的《中国人的心灵》，这是一本非常感性化的中国文学史，通过上自《诗经》下至《红楼梦》的数千年中国文学名家、名作的再解读和诗意感怀，试图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与思想，展示这个民族三千年的理智与情感所系。因此，这是一部特别有探索性的文学史。但是，任何文学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对读者接受和理解文学作品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障碍。那么，如何处理文学史的“事件”与“本体”关系，对文学史家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觉得《江苏新文学史》在这方面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也是因为总主编丁帆先生和各卷主编以及所有参加编写的学者都有非常好的文学史写作训练，有丰富的文学史写作实践经验。我非常感佩江苏的学者能生活在江苏的土地上，这是一块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必然要绽放出绚丽的文学之花。作为全国的文学大省、强省，江苏还会为中国文学作出更多的贡献，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