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新文学史写作，提供的往往是主流文学史没有的另类视角。比如，东北文学史，就是远离中原文化的野性的气韵，体例也是不同于一般著述的，而浙江的文学史，大约是另一种风景，大师云集里，看出中国文学的高峰所在。如何写好文学史，有一定的难度。我自己对于民国散文有点兴趣，但相关文章，迟迟写不出来。近偶读《江苏新文学史·散文编》，发现里面处理那段时光的人与文，体例和风格，别是一种韵致，读起来很有趣味。作者用“过渡时代的新型散文”“多元共生的散文新时代”“散文文体成熟期”“散文文体的新变”串出一系列作品，其中提供的群像和审美花絮，有些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没有料到，现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人物，有许多都是江苏人，他们几乎占据了新文学史的小半天地，气象不俗。这里有一连串的名字：王韬、柳亚子、叶楚伧、吴稚晖、刘半农、陈源、朱自清、叶圣陶、傅雷、叶灵凤、钱锺书、吴祖光、陈白尘、路翎、汪曾祺……而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在今天的散文界已经是难以超越的大家了。
现代散文出现之前，士人散文和通俗作家的闲文值得注意。近现代江苏人才辈出，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也有全国的影响。作者论述王韬、柳亚子、叶楚伧的政论文，让我们看到白话文之前的辞章之迹，可回味的地方很多。促进章法变化的，大抵是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通俗文学浪潮的冲击，前者推动了观念的变化，后者主要是多了游戏笔墨和反雅化的俚曲小调，对于士大夫之文可谓一种消解。李伯元、李涵秋、范烟桥都有不错的文章。这些江苏的近代作家领时代风气，讽刺、娱乐之间，散出一种新式社会关怀。研究后来的文章演进，我们一般不太注意这些，现在想来，是要补上这一课的。
这部散文史对于民国文人的写作与学术思潮的关系，颇多心得，兼顾到学术史与文学史的脉络。比如谈及吴稚晖，就注意“理论家的眼光和思想家的底子”，并概括其文章的特点是“野”与“邪”，从中可以看出审美的一种脉络。言及刘半农的“游戏文章”，也考察他与学界之关系，以及传统士风如何影响了其嘲讽笔墨。其中“从洋场才子转化为现代知识人的过程”，体会颇深。作者还描述了陈源的随笔，对于《西滢闲话》的介绍则注意到思辨气中“冷静、清澈”特点，模仿法朗士“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的一面，被再次强调出来。这几个人的文本，在现代文学史上只是一笔带过，评价也并不高，但他们提供的思考并不小。如果要梳理散文何以成熟，这几个的得失，对于今人都有不小的启示。
江苏近现代以来学者甚多，朱自清、叶圣陶、顾颉刚、魏建功、傅雷、钱锺书都是学术上颇有创建的人。他们的写作对于新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的写作背后，有着一种学术思潮的推动。比如顾颉刚《游妙峰山杂记》，和民俗学的提倡有关；魏建功在《语丝》上的随笔，也是呼应歌谣研究的沉思；徐祖正《山中杂记》则暗袭了周作人的某些观念。至于郑逸梅则让人想起明清笔记，闪光之处在于作者的杂学。而最为聪慧的文字当然属于钱锺书，“以专业知识导向常情常理”，不了解背后的学术资源，自然不易清楚其文脉的起承转合。所以，我们看江苏人在民国期间的散文书写，新旧学术的交汇是不能不提的。
朱自清和叶圣陶的短章，对于现代白话文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们都懂得旧学，也翻译过域外作品，彼此的词语实验都很长，留下的心得值得研究。朱自清自称是“素人”，写作的范围也较为狭窄，但因为精神的细腻和诗意的真切，婉转的叙述里常有动人的笔触。《背影》寥寥数笔，写出父亲的可亲可爱，泪水暗含在文字中，幽微里散出广大的暖意。《荷塘月色》乃静谧的夜话，心绪的广远和幽思的深厚，都渗在清词丽句里。《女人》《白采》《说梦》都有独白的真切，柔和的细节输送着自己的坦然，他的那些怀人的文字都有自我的内省情绪，连带出对命运不可知的喟叹，遂流出精神的纯洁。叶圣陶的文章和朱自清在一种类似的文脉里，有温润、平和的一面。不过因了阅世之深，所以不都是象牙塔语，内蕴比朱自清开阔了许多。和京派作家比，不及废名玄奥，却多了废名少见的冷峻眼光。在审视民俗与社会时，五四时期文人的批判意识随时可见，但又带着某种宽容和微笑，故文章有柔软、和煦的意味。《未厌居习作》乃叶氏早期散文的代表，视野里多平民的苦乐，深味世俗的冷热，文明批评隐含在许多笔致里。不过他的笔触也有另一种静谧的美意，《两法师》系作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肃穆里的美和心绪的安宁于此流出，洁净之美是此文的妙处，人物神态与境界在传神的笔触里自然飘来，阅之心神一动，似乎得到神意的洗礼。弘一法师的谦逊之美，印光法师的庄严之气，以及他们精神里异样的超然都栩栩如生，真俗之辨也于此得以显示，真真妙文者也。
用地域性标志来统一观照他们的写作，会带来一种困难。《江苏新文学史》的写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差异很大，但背后的学理深厚，影响了他们的精神走向，这大约是一致的。作者写道：“江苏地处中国东部，不仅地理风貌与南北各省存在较大差异，就居民的文化性格而言，简言之，大概可以算是较为中和，不太容易走极端。由此，侠义的随笔在江苏散文中的地位要超过杂文，不过，瞿秋白的杂文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瞿秋白具有深厚的学养，而且早年在苏俄采访的工作经历和曾经一度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人生阅历也使得他具有洞悉世俗的敏感，所以杂文创作的整体水准很高，这使得江苏散文在杂文领域取得了具有标志性的突破。”是的，我们对比一下瞿秋白与朱自清、叶圣陶的作品，文气与章法都有所不同，这除了气质之外，与各自知识结构的差异也是有关的。阅读瞿秋白，不能不了解他对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的摄取，还有早期苏联的文化理念，这些都冲刷了他的士大夫旧习，使他完成了从柔弱书生到革命者的转化。我们看《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当感到其间的冲荡之气，而杂文《王道诗话》《最艺术的国家》《透底》《关于女人》《真假唐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则大有鲁迅之风。若说理论家有质感的文章，瞿秋白是很重要的代表。
如此众多的作家，一一陈述并不容易，借助学术史的背景考察文章的起落，是不错的思路。比如描述钱锺书，就梳理出知识结构里驳杂的元素，其中不乏智性之乐。介绍傅雷的篇章并不用流行的笔法，而从“非文学性中的文学性”看其散文的价值。傅雷从法国文艺思潮悟出美的灵光的不同出处，涉及泰纳、塞尚、萧伯纳、罗曼·罗兰的文章，都有妙意。作者认为傅雷的文学评论也属于学者散文的一种，“但他与朱自清、钱锺书等人的区别，在于后者是自觉地从事散文写作，而他只是自如地写出个人见解，却不期而然地造就了一种散文风情”。
这种散文理念，空间显得更广，与流行的看法多少不同。将学者的笔记、评论、题跋都置于散文世界，和传统的文章观念便有了交叉，视界也开阔了。散文有不同的路径，烟火气的素描可见世间风情，而学人的笔记则牵出学术灵光，描述他们总还是要有不同的侧面。从江苏的民国作家散文写作看，诸多佳作的出现与现代学术转向有关。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乃启蒙思想的闪动，刘半农的翻译经验的内省，叶圣陶的辞章观念的自觉，还有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理念，都折射着一种开放的智性。
我觉得这是文学史写作不能不注意的方法之一，法国学者保罗·梵·第根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美文学史》一书中，就多带此类意识，每一章都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学术思潮如何渗入到文学思潮的用心。比如谈及近代现实主义写作，便指出历史学方法中的科学因素、博物学和考古学的传播对于作家的影响；言及现代散文则能够指出，这个时期创作特点是受了尼采、柏格森、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的诸多暗示。将文学史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加以描述，不妨说是一条有趣的路径。《江苏新文学史·散文编》的现代文学部分，也运用了这类方法，读起来仿佛重温旧迹。由此而感到，没有学术观念的变迁，便不会有民国散文的进化，这个话题，值得接着说下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