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屋后有棵银杏树，已经109岁了。这是爷爷出生时，他的爷爷栽下的，当时栽了五棵，现在仅剩一棵了。不知咋的，最近几年这棵百年老树长得格外好，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还往上蹿高了两米多，我和儿子两人手拉着手都环抱不过来。

父亲因病去世后，我将母亲接到城里居住。新冠疫情结束后，77岁的母亲坚决要求回老家生活，闲不下来的她在家前屋后种了几畦菜。今年是母亲的八十大寿，春节时我与母亲商量如何操办。母亲突然严肃地说：“这两天你有空，找几个人把银杏树锯了吧。”

我猛地站起身，瞪大双眼，惊讶地问：“为什么？”

上世纪70年代初，父辈分家，最终父亲以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和少分半间祖屋为条件，争得了屋后五棵银杏树。那年，一岁多的我还不会走路，长势最好的银杏树还没有我的小腿粗。母亲常常用一根绳子，一头捆在我的腰上，一头系在东边第二棵最粗的银杏树干上。她放心地在自留地里侍弄着蔬菜，甚至随生产队的劳力们一起去远处的农田干活。

银杏树的北边，是一条东西走向的乡间小路。小路的北边，是大伯家。大伯比我父亲大五岁，与伯母先后生了两男一女，小儿子红武和我同岁。分家时，因为五棵银杏树，大伯的意见最大，闹得最凶。兄弟六人，五棵树，做不到绝对公平的一人一棵，更没有谁高风亮节主动放弃。爷爷奶奶坚持“谁得树谁负责养老”，经过两位舅爷爷和三位姑奶奶三个多月的反复斡旋，好不容易五棵银杏树分到了父亲名下。

我长，树也长，树的生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随着五棵树的不断长粗、长高，我家与大伯家的矛盾日益升级。

太阳升起，树影躺到大伯家门前。大伯取来锯子，前几年锯掉了伸向北侧的树枝，后几年干脆锯掉了树头。五棵银杏树，成了五棵树桩。可是，银杏树太过顽强，今年锯，明年重新长。年复一年，父亲站在银杏树边，与大伯进行着激烈的“拉锯战”。

银杏树结果了，一串串地挂在树枝上，在白天的阳光和晚上的月光中都泛着金黄的光泽。最贵时，果子能卖到30多元一斤，对于普通农家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这个时期的银杏树成了全家重点保护对象。大伯大娘的理论是“掉在谁家就是谁家的”，先是明抢，后来发展为暗偷。成熟的银杏果，经风一吹，或用竹竿轻轻一打，即可掉落在地，捡起来就是钱。掉在大伯家门前的四分之一，自然归大伯家；掉在路面上的四分之一，大伯家人多，大部分也归大伯家。他们夜里又悄悄地爬上树……形势最严峻时，爷爷奶奶父母和我，晚上一人看一棵树。可是，本事极大的红武总能悄没声儿地爬上树，又悄没声儿地摘下一串串银杏果，又悄没声儿地扔进铺在他家门前的棉被上。

进入21世纪，奶奶、爷爷、大伯、父亲相继离开人世，大伯家的子女没有考上大学也都先后到了外地打工。银杏果的价格一跌再跌，降到了每斤不到一块钱。昔日的摇钱树沦落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自由落地的银杏果，开始还有人捡拾，后来再无人问津，散发出一阵阵奇特的臭味，然后化入泥土。

一直想随子女生活却未能如愿的大娘身体硬朗，在我母亲进城后，就在我家屋后的自留地里种上了蔬菜。母亲发现后，问我怎么办。我淡淡地说：“你又不在乡下，也不种，荒着也是荒着，大娘愿种就种罢。”

母亲不大情愿，咕哝着说：“那她至少要和我说一声啊。”

一年后，大娘打电话给母亲，说的却不是地的事。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母亲：“现在银杏不值钱，你能回来把银杏树锯了吗？你没空回来也行，我帮你找人。”

母亲气愤地说：“不行！地让你白白种了就算了，锯树可不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就剩这几棵树了，绝对不能败在我手上。”

大娘声音很大，隔着手机听筒，我都能听到。“你以为我愿意种你家那点地啊？一点阳光也没有，还全是树叶。不锯就不锯吧，这是你家的宝贝。”

可是，今年春节，母亲却突然要我把仅存的银杏树锯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平静地说：“我回来两年多了，乡下没几个人喽，想找人说个话都难。你大娘也是一个人在家，八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我到了后屋几次，那棵树确实挡了她家的光线。我们还能再活几年啊？遂了她的愿吧。”

妻子接过话，“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答应不再种地了，我们就把树锯掉。”

母亲张张嘴，没再说什么。

我和妻子拎了两盒糕点，去了大娘家。大娘独自一人坐在堂屋打盹，冷冷清清，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

我叫了声：“大娘！”问道，“红武他们呢？”

大娘慢慢抬起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他们哪有空回来噢，打工的都要趁春节这几天多挣点房租钱哩。”

妻子坐到大娘身边说：“大娘！我妈说了，想找人把门前的这棵银杏树锯了。”

“锯树？要找人锯树？”大娘像被什么重物猛烈撞了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来，大声问道：“树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锯掉？”

不由分说，她径直迈步走到我家，质问我母亲：“为什么要锯树？祖上传下来的，就剩这棵树了，你为什么要锯掉？你不要，我要！”

母亲满脸诧异，说：“老嫂子，你不做梦都想着把这树锯了吗？”

“不锯！我说不锯就不锯！”大娘坚决地说。

我们走到屋后的银杏树下，大娘背靠着树，喃喃地说：“现在没有这棵树，我都找不到家了。”

春节后，我请人将四个树根从地里挖了出来。其中的一个，加工成了圆桌；另外三个，从中间锯开做了六张木凳。

五一劳动节和端午节完美结合，我请人将屋后的自留地铺成了平平整整的水泥地，在银杏树南北两侧各安排装了两盏路灯。树荫下，摆上了之前做好的圆桌和木凳。

梅雨时节到了，天气闷热，暴雨在即。我和妻儿再次回到老家。银杏树下，母亲正和大娘等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