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或许是一种感觉，因此当Citywalk之风兴起，或是“city不city”成为一种你与我之间的某种共鸣时，年轻人关注的始终都是自己的感觉（Feeling），即不仅仅只是置身于某个物理空间中的感受，而是通过自身的行动、探索和实践所创造出的一种氛围感。所以Citywalk是旅游或走马观花，但更重要的是通过walk而使身体与城市空间产生密切的联系，二者共振。“Walk”是一个现代行为，尤其在波德莱尔与本雅明那里，它所展现出的不仅仅只是身体的行动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形式本身所蕴含的某种生活与存在状态。他们把这样的形象称作“Flaneur”（漫游者），而其典型的特征便是漫不经心、闲散、慵懒与漫游，即wandering的状态。
Citywalk的精神来源或许与本雅明著名的城市漫游者形象息息相关，但更大程度上它其实是现代城市商业与消费文化的产物。本雅明所念兹在兹的拱廊街在当下的城市空间中迅速扩张，不断地通向各种商店街、购物中心与骑楼。区别于漫无目的的闲逛，当下的Citywalk与其说是探索未知的城市，不如说在探索之前，人们就已经从各种旅游指南或小红书上查找了关于某个景点的所有相关资料，我们跟着别人的推荐和攻略去Citywalk，或是通过它来印证那些早已经普遍的流行之物。因此这样的“walk”往往不会发现新的东西，城市已经被各种资讯与介绍扒光，赤裸裸的一览无余，而那些暧昧、晦暗与隐藏的东西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过分刺目的手机闪光灯刺透而无处可藏。Citywalk知道的太多，它符合当下我们的生活——计划完善地去完成或实现某个目标。
正是在这里，Citywalk又区别于波德莱尔与本雅明的Flaneur与wander，对后者而言，城市意味着对于陌生与差异的体验，它关乎我们与城市的具体感觉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中，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实则并不是那些沉迷于光影与享乐的青年人，反而他们存在的城市空间才是主角，而恰恰是城市本身作为某种叙事的氛围才使得人们能够切身地——穿过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何谓城市性，或说现代性。然而正是这种感觉能力的匮乏，导致现代城市再次退化为一种具体的物理空间，尤其伴随着消费与商业文化的兴起，而使得它成为一个又一个需要打卡的景点，无论是上海武康路上几朵郁金香，还是郭敬明笔下的梧桐区，walk于其中的个体始终遵从着某个计划，清除陌异后，便不会再有意外与偶遇，有的只是在路的尽头掏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这里似乎不再存在如波德莱尔所憧憬的差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就如韩炳哲在其《他者的消失》中所指出的，差异性的消失既是当代消费文化的产物，同时却也是它赖以发展的动力。因为正是通过不断地生产出各式各样的中介来替代消失的差异，才使得当下的人们不断地希望通过不同来展现自我的独特性，然而消费者最终会发现，他千方百计所塑造的独特性本身已经成为当下相似性的结构元素，即独特就是相似。
或许正是人们渐渐意识到这种不再具有深度的相似性，导致当下的年轻人逐渐厌倦了旅游，或是他们总是期望能找到一个不同的、还未被染指的地方。这背后潜藏着某种强烈的焦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当下城市空间的萎缩与城市形象的同质化，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逐渐意识到匮乏的不仅仅只是这些环境，还有我们自身的感知、想象与欲望能力。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人们不再wander而是直达，不再好奇而是提前计划，不再旅游而只是打卡……最终看到的景色也并无新意，有时甚至可能更差。曾经在各种浪漫故事里出现的傍晚散步、偶遇与陌生人如今被安全目的所抹除。旅游是为了恢复元气，恢复元气是为了继续工作，如此循环往复，个体的感觉也随之被规范化而逐渐成为工作的工具，不再具有幻想的冲动。疲惫感成为当代年轻人普遍的身体与精神状态，但却并非如Flaneur般的慵懒，前者是力比多（libido）的匮乏，后者则是存在的状态。
在宥予的长篇小说《撞空》中，年轻的主角所遭遇的城市空间——从工作场所、出租屋到与恋人吃饭的商场——我们都很熟悉，而也恰恰是这种日常性的熟稔导致人们的感觉已经难以从其中获得新的、不同的东西，由此也使得每个人的生活发生内陷而逐渐形成一种流水线般的形象。这几乎成了当下许多青年作家笔下的典范式形象：他们生活在城市中，虽然walk却对谁都漠不关心，出门社交但却始终没能突破自我的围墙，难以与他人形成真实的联系，而他者好似黑夜一般，依旧不可理解，人们似乎也失去了想了解的欲望……这一内部的耽湎与坍陷最终导致世界的荒漠化（阿伦特语）。我们会发现，年轻人对城市渐渐失去了漫游的兴趣，取而代之的是伴随着各种目标能否实现而产生的疑惑。
无论是walk还是wander都依赖于身体的动作，迈开脚才会有下一步，而城市的诞生和塑造恰恰就建立在身体的行动上，所以简·雅各布斯才会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批判传统包豪斯功能主义的城市设计观点，而把城市性看作是空间活力与多样性的产物。人们通过生活（bios/living）于此而形塑出城市的模样，而非仅仅存活（zoe/survival）于其中，生活意味着陌生与复杂性，而生物性的存活总是相似的。也正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当下的Citywalk更像是中产不断发明以及希望由此能够塑造自身阶级形象的工具，与当初的飞盘、Lululemon与当下的骑车等项目如出一辙。而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是新的网络潮流，时髦的梗，因此他们积极地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没有人愿意落伍，追逐热点，成为当下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所以，还有谁不知道“city不city”的梗？还有谁不想去Citywalk？它既是自我形塑的重要构件，也是当下的流行文化，它并非来自于漫游的偶遇与意外，而往往是消费与商业文化精心炮制的新热点。
无论是波德莱尔的艺术巴黎还是穆时英的魔都上海，这些城市形象往往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即一方面它们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都建立在理性与科学的设计观念上，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遭遇生活于其中之人的形塑与改变，它们身上都显现着雅各布斯所推崇的城市性：生机勃勃的多样化。因此漫游者能够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闲逛而不会遭遇城市设计的阻拦或禁止，而刘呐鸥与施蛰存故事里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在夜晚的上海游荡，不仅借助朦胧的路灯之光，也依赖它的晦暗，否则他们或无容身之处或难以遭遇他者……当下的城市早已经失去了模糊性与暧昧，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性的道路，规范性的空间与边界分明的社区，本雅明的漫游者在此将不断地遭遇各种路障与围墙、禁止标识与不可穿越，漫游不再可能，因为它随时都会被打断。我们与漫游者于现代城市中所获得的身体感觉早已经不同，汤姆·沃尔夫在其《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中把现代建筑无情地称作水泥“盒子”，其千篇一律不仅违背自然也遗忘了传统建筑与人的关系。当下人们Citywalk的“city”正是沃尔夫所讽刺的形象，它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诅咒。
在当下青年作家的故事里，现代城市的形象逐渐被虚化，或是被一种怀旧的、想象的城市感所取代，如王占黑《空响炮》故事中那些上海里弄。但奇怪的是，相较于王安忆《长恨歌》与金宇澄《繁花》中的城市景观，王占黑故事里的上海反倒并不“现代”。而更多的小说或选择退回农村，幻想志怪，或回忆乡镇，缅怀青春，唯独城市，似乎依旧格格不入。城市是现代性的产物，从《金瓶梅》到张爱玲的上海传奇，传奇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因陌生而产生的偶然性，它依赖个体性与身体感官，依赖于行动的意愿。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性即现代个体存在的形式——陌异、独立与自由，但很显然，从波德莱尔与本雅明那里出发的flaneur最近走向城市景点前的打卡者，他们Citywalk，在一个封闭的盒子中。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