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华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急遽变化、充满不确定的年代，人类的“亲密关系”也莫能例外。文学关于“亲密关系”的书写，从古典时代、神圣时代、世俗时代进入到现代、后现代时代。尤其是在缤纷复杂的当下，“亲密关系”的神话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自我解构。自我解构的途中，又试图重新建构其神圣性的精神向度。黄丹丹的短篇小说《南有嘉鱼》就是当下“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审美建构。

首先，《南有嘉鱼》的小说命名不落俗套，别具意味。读者阅读伊始，想到的可能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然而，随着小说叙述的展开，古典诗词里的“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中呈现的乐陶陶、乐悠悠、乐平安、劝满觞的温馨场景并没有出现，反而被拧巴、别扭甚或龃龉的家庭气氛所代替。小说以郑家瑜和郑家亮一对双胞胎姐妹的人生故事所展开，她们之间的关系从别扭、紧张、猜忌到最终消除误解，重归于姐妹温情的过程。从叙述基调上看，小说并不是反讽的叙述，而是对家庭亲密关系的正面建构。小说的结尾“我和小瑜像两个逃学的小孩似的，撒开脚丫奔跑在春夜的新城大道上。”文本叙述曲终奏雅，实现了“南有嘉鱼”“鼓瑟吹笙”亲密关系的书写意图。作家在一个神圣性零落成泥的时代，建构亲密关系的正当性、神圣性。小说借文本亲密关系的叙述，发出了深沉的生命追问与重新回归亲密关系的价值姿态。

其次，小说对亲密关系的审美书写意蕴丰赡，主要体现在双胞胎姐妹关系（郑家瑜与郑家亮）、爷爷和双胞胎姐妹的祖孙关系、父母与双胞胎姐妹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夫妻关系，“我”和儿子蝈蝈的母子关系，“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关系以及婆媳关系等等。小说中的亲密关系主要体现在血缘伦理的亲情关系以及夫妻两性、婆媳的非血缘关系伦理及其现实情状的复杂纠葛中。“既生瑜何生亮”是小说的开篇，揭示了郑家瑜和郑家亮这对双胞胎在成长过程中复杂紧张对峙的姐妹关系。她们从生下来就被人为地分开，之后不同的成长环境与命运轨迹造成了她们关系的隔膜与裂隙。姊妹情深的血缘伦理被现实的境遇不断消解，与传统的伦理温情相去甚远。爷爷对“我”的平淡与对郑家瑜的在乎和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仅仅是因为“我”跟着父母长大，而郑家瑜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为何要将双胞胎姐妹分开养育？是什么导致了亲姐妹关系的变异？随着叙述的渐次深入，伴随着姐妹关系主线的其他血缘关系也逐渐显露出真实的面目。爷爷对双胞胎姐妹表面上的厚此薄彼，郑家瑜和爷爷奶奶的特殊感情，郑家瑜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乖异，“我”和姐姐郑家瑜的貌不合神亦离，以及“我”和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我”和父母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都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里得到了擘肌分理的摹写。亲密关系的血缘、亲情及其伦理的纠缠、异变都其来有自。这里不仅仅有时代思想语境的原因，更有亲情伦理内部的情感逻辑。通过亲情伦理关系的真实书写，小说揭示了家庭伦理内部“匮乏”“缺席”的爱，需要更真切的爱的救赎、理解与沟通。除了血缘关系之外，小说也揭示了夫妻两性之间的婚恋以及婆媳等非血缘的“亲密关系”及其伦理。这一切都是亲密关系中非血缘伦理的另一面，它们聚焦的是情爱伦理、家庭伦理的日常或裂变。它们都经历了沟通不畅、相互怨恨、情感疏离到相互理解、彼此懂得的过程。在这一叙述呈现过程中，多维关系的真切描述，见出了作家的叙述功力与对生活的深度认知，同时也见出了作家对理想亲密关系重塑的叙述伦理——期待用文学的方式建构起融洽、和谐的亲密关系。

再次，《南有嘉鱼》体现了较好的艺术完成度。黄丹丹写散文、写诗歌，在语言的锤炼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好的小说必然需要好的语言。这篇小说的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洁清朗。无论是叙述语言，小说中人物的语言，都很简洁清晰、不枝不蔓、明快畅然，这也比较符合当下轻逸化的审美书写潮流。小说的叙事节奏也比较轻快，小说尽管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幽微，但读起来并不滞涩。除此以外，这篇小说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地域文化元素的有机嵌入，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小说中的博物馆、护城河、古城门以及古寿州的锣鼓、鼓书、舞龙以及周边地域的文化景观、人文掌故等自然融洽地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的生存背景与历史景深。这些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叙述有效地避开了同类题材的同质化书写，从而让寿州的小城风貌、生活韵味、历史文化内涵跃然纸上。黄丹丹将亲密关系的审美书写落地于寿州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不仅仅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内涵，也寄寓了作家内在的生命感受与对故土的深情。

评论家杨庆祥曾言，未来的文学书写，“亲密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主题面向。这样的判断当然是基于欲望化、碎片化、快餐化、泡沫化以及后疫情时代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裂变作出的。现代或当下的“亲密关系”因为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或症候，才愈加被文学叙事所关注。作为文学叙事的小说或其他文体不能仅仅成为这种现象的旁观者，如何以文学的微光敞亮那些晦暗的角落，则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