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文学评论

“坡子街”散文的时代意义

□丁 帆

2019年《泰州晚报》推出了副刊专栏“坡子街”,我在网上看到许多朋友都在转发这个副刊上刊登的散文随笔,便时时抽空阅读那些文章。无疑,其作者的组成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本土有名和无名作家;本籍走出去的有名作家;外来游历者的著名作家。在这三个作者群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本土的无名作家。我反反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坡子街”的散文为什么会火起来,其理念甚至蔓延到纯文学界的“美文”创作和现代网络文学的媒体创作之中,这种非虚构的散文创作,难道会引发新一轮的“大众文学”的热潮和狂欢吗?

从百年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尤其是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作家视点下沉的许多书写,并没有圆满地完成这样一个“文学大众化”的任务。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倡导的底层作家的培养和书写,如高玉宝和上海工人作家创作群的小说创作,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一预设的目标,何况90年代已降的“打工文学”书写也无疾而终了。

如今,时代发生了巨变,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作家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变,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的界限才被真正地打破,创作的质量不再以专业和业余为区分了,因此,更多有文学细胞的业余作者跨越了这样的阶层历史障碍,让许多作品超越了专业作家文学创作的水准。由此,我想到的是“坡子街”散文创作现象这一不可回避的时代意义。

面对当前文学“地方性书写”的创作和研究的兴起,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具有共同性的,那就是新时代写作中历史传统性与现代传播性的冲突问题,而我们底层业余作家又如何面对这样的时代语境写作呢?他们遵循的写作的核心元素应该是什么呢?

在新时代“文学地方性”的语境与书写中,小说和散文,虚构与非虚构,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反观几百年来中外文学史,这一文学叩问,始终萦绕盘桓在每一个作家的头脑之中。其实,前者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作者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生活题材在手,何愁没有书写的本钱呢?而至关重要的是后者——怎么写?仅仅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吗?几十年来,我们以为只需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上找准切入口,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这就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创作的误区,忽略了文学作品创作的本质特征,阅读者无法随着你的世界观表达,进入文学的核心内涵——这就是一切文学的人性表达——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作品都需要表达的文学内涵,无论它是高贵的纯文学,还是大众的通俗文学;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篇小品,离开了人性的表达,即使语言手法再好,它也是灰色的。当然,这种表达有着显性和隐性、有意和无意之区别。

在分析“坡子街”散文时,因为篇幅所致,我排除了两个论证区块:一是那些描写美食与生活琐事的篇什,尽管那些文章也很优美;二是排除了著名作家的优秀篇章。这样,我就专注那些“人性化”描写的篇章。窃以为,“坡子街”散文之所以得到了许多读者的青睐,就是因为它折射出的人性元素的审美表达,击中了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这是丘比特之箭上爱的力量的胜利。“坡子街”栏目中的散文,皆为家长里短的日常书写,其中书写亲情、友情、爱情题材的文章最佳,文字朴实无华,肖像采用白描居多,叙事方法也没有太多的花哨,就是那种非虚构的自传性家族散文。然而,就是其中那些书写父母、兄弟姐妹、夫妻之间儿女情长的亲情纪实描写,竟也让我涕泪泗流,不由得想起儿时读到的那个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的自传短篇小说《骨肉》,这篇小说和“坡子街”里的许多非虚构的自传体散文何等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性的审美力量俘获了读者的心,尤其是时代苦难给人的心灵震撼,成为悲剧审美中的翘楚,人性在历史的交汇点上迸发出的文学火花,照亮了黑暗人世。所以,《骨肉》留在了当代文学史中,也烛照了几十年后的底层写作路径,我在“坡子街”栏目中,再次寻觅到了它的倩影。

我们在“坡子街”里看到的是一幅幅“小人物”的肖像画描写,但他们却都是“大写的人”,与五四以来的那些精致的“美文”和“小品文”相比,也许它们与象牙塔里描写的是两个世界的生活场景,然而,正是这些带着烟火气的作品,给读者大众带来了最为真切的阅读感受,它们更贴近底层写作者,也许并不会像那些专业大作家那样埋下哲思的伏笔,他们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同样能够打动读者。我以为,在林林总总的“坡子街”纪实散文中,可以从细腻的地方性语言描写里体味出其“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自然流露,散发出五四乡土小说的“异域情调”来,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大背景下,作者毫不回避时代的鲜活性,换言之,那就是从历史的钩沉中,强调其“在场性”,这就是非虚构作品不可或缺的复活历史现场的写实手法。

在写父亲的作品中,那篇《驼背的父亲》最感人,“母亲问父亲想吃点什么,父亲说,你到叶甸庄上去,买个苹果。母亲买了一瓶橘子罐头。父亲吃了几口,摇摇手,当天离世,终年56岁。”这让我们回到了那个苦难岁月的历史现场,在那个寸土寸金的水乡里,何来果树?父亲临终前想吃一只外来的苹果都无法满足,这一情节顿时让我回到村里,看到了一个个濒死者最后的奢望——一碗红烧肉、一碗麻油馓子铺鸡蛋。尽管这种历史场景是当代青年无法看到的,但作者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历史的底片,恰恰也就是父子情的最后纽带。

写父母感情的《春天,我们不说悲伤》和《“因为爱情”》,如果说前者只是一种亲情眷恋:“几十年来,从弯曲颠簸的乡间小道,摇晃的小木桥,从步行,到自行车,到汽车,一直开到村庄上。我们沿着表哥家门前的那条小路去看他们,两侧油菜花大片大片地开着。春天里,处处桃红柳绿,我们看春天,我们看你们。”在这些浪漫诗意迭出的文字中,映照出的是通常的孝道之情。而后者却明显是将一场传统的男尊女卑描写,活生生地反转成为一部似乎是充满着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交响诗:“父亲是幸福的,目不识丁的母亲,对他的爱始于崇拜,合于信任,久于人品。他们的爱情观纯粹又简单,牵了手就是一辈子。张爱玲有一句话: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母亲说不出这么美的话,但在她心间早已开出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像这样的乡土回望,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价值背反描写现象——乡土的“根”已然在传统的交合中分叉了。

写祖孙情的《“留守儿童”和爷爷》,让人在潸然泪下中望尽天涯路——那是一代出走青年对乡土的最后回眸,它定格在历史旧照中,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沉思:“我跟在后头,看着沿路的风光,看着这座爷爷生活了70年的小村庄——我知道他再也看不到了,我想用我的眼睛再替他好好看一遍。走到一座小桥上,突然感觉有淡淡的红光轻洒在身上,仰头一看,彼时远处,带点白茫茫的雾霭中,透出缕缕红霞,东方一轮红日正巧冉冉升起。白云生处也有人家,我知道,你在那边会好好的……”读到这里,我欲哭无泪!反躬自问——物质的乡土不在了,精神的乡土尚存吗?

无疑,爱情书写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坡子街”里书写爱情的《和妻子永别的那一夜》,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感天动地的美文小品。深夜里,作为丈夫的我,独自一人为妻子入殓,逼真的细节描写,若不是过来之人,根本就无法还原历史现场那种真善美的情形,朴素的乡间悲情浪漫主义情愫,堪比《梁祝》的咏叹:“此时我欲哭无泪,只有伴妻最后一程:我烧开水,水开后掺冷水,兑成温状;用毛巾给妻子一遍又一遍擦洗身体,擦得干干净净后,给她穿上一套新内衣(连入殓婆来时,都说我把她要做的事做完了)。最后,我给妻子梳头整容,在她的额头上,留下了相伴46年最后的、永别的吻……”这样的书写,恐怕是任何小说家也无法想象和虚构到的场景,显示出非虚构的自然原始的审美力量。

由此,我想到,只有人性的书写才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源泉,它应该是“历史的”和“审美的”美学内涵的前提,只有“人性的”内涵才是统摄一切文学创作的核心元素,它不仅是赋予小说、戏剧、诗歌,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使命,也同样属于散文创作;不管是大散文还是小散文,还是新媒体的网络文学,都无法避开“人性的”书写,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时代里,“人性的”描写消逝,必将带来人类无尽的灾难,而文学的功能就是唤醒人类真善美的良知。“坡子街”中洋溢着的这种良知,已然触摸到了“人性化”的创作肌理,尽管尚处在一种“无意后注意”的写作状态之中,但我希望五岁的“坡子街”能够将这样的编刊宗旨旗帜鲜明地坚持下去。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2024-09-06 □丁 帆 1 1 文艺报 content76235.html 1 “坡子街”散文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