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怡：吕新老师您好，距离您上一部小说出版已经过去八年了。《深山》的故事也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晋北山区。您认为《深山》和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有何相承和不同？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您有哪些新的尝试？
吕 新：与以往的其他作品相比，实际上《深山》是距离我最近的，或者说这样的记忆是最刻骨铭心最永世难忘的。一个人的出生地是任何其他地方都难以替代的，当然你出生的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抱走，抱到几百里甚至几千里以外的另一个地方，在那里成长并长大成人，那里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故乡。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故乡，故土，主要是看对谁来说，不是你的，一定是别人的。所以不管出生在哪里，成长在哪里，一个人在一块土地上成长，就与那块土地有了永远剪不断的关系，日后再出现的任何地方，不管多美多么引人入胜，都无法取代最初的那个地方，首先在情感上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东西能取代故土的位置吗？没有，当然没有。一个人后来不管身处何处，最挂念的是什么地方，只能是曾经供你长大的那片地方，没有之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写这样一个东西，往昔纷至沓来，所要花费的很多心思在于取舍什么。
朱华怡：您在《深山》的后记中说：“如果不写下这些，他们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您写下这部小说是出于怎样的初衷？为了给“匍匐在正常世界背面的人们”留下印记吗？
吕 新：真是这样觉得，如果不写下这些，好多人就真的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当然一个人怎样活不关别人的事，活成什么样子也纯粹只是他自己的事，可那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一种情形——互相漠视，对我来说却正好相反。不写下这些，我会过不去。我还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也帮不上任何人的什么忙，来世间一趟，手里只有一支微弱得一折就会断掉的笔，夜深人静时记下想到的曾经看到的。巴黎越南，怒江峡谷，海岛椰林，这些不需要我写，不写这些心里也不会有任何不适，但是那个寒冷的山区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区别。曾经有很多人那样活着，说起来他们也都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都登记在册，并非石头迸裂出来的，也属于几亿分之一，可很多时候实在连这个世界的末梢神经都算不上，只有当需要他们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才能是什么。一家人土拨鼠一样地挖土、刨粪、砌墙、垒门，如果不把炕盘好，夜里就只能铺着干草睡在地上，半夜里老鼠会出来舔鼻子、咬耳朵，把耳朵咬走一块也没地方说理去，能写状子去上访去告它们吗？先不说是否荒唐，就算不荒唐，就算官司打赢了也毫无意义，它们不会出一分钱。自然的天空下面还有别的天空，天天惶惶，日日期期，头顶上面没人管着还真不习惯，盼望赶紧再任命一个，选出一个，一切才显得正常，人心也不再惶惶。我就是想记录那些。
朱华怡：您在后记中写道：现在看《深山》，像是一个清冷而又人声鼎沸的梦。完稿已近两年，能否再聊一聊您对这部作品的感受？它对于您个人的意义？
吕 新：深山里、山区里，清冷是常有的情形，当然人声鼎沸也是常见的情景之一，尤其几十年前的那个时候。有时站在堵塞或者干枯的河道边，看着对面还有几棵顽强的树，某一个已逝的人声鼎沸的时刻会突然来到眼前。现在很多人的故土褪色、变形，往昔正在急速逝去。一百年以后出生的人，翻看一本旧照片，翻看到我们曾经的生活，看见一个墨水瓶，会琢磨那是什么，怀疑里面装着的很可能是喝的，也有人认为是别的，纯粹一个摆设，或者里面养着蛐蛐，一场争论可能就此展开；看见一个我们小时候的母亲缝制的书包，很可能认为不是书包，而只是一个讨饭用的布袋子；茅屋土窑门楣正中间贴有褪成白色的横批——勤俭持家。未来的人嘴角一笑，笑过去的人活得也真可怜；看看也就又翻过去了，不可能做更深的联想，想这歪歪斜斜的茅屋或窑洞里曾经住过谁，是一家什么人，每天迎接日出日落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他们不会想那么深那么细，我们现在看晚清民国时期的照片不也一样么？看几眼也就过去了。有的人顶多看见一个绝世美人会突然停住，两眼发直，会耽搁一会儿，议论几句，感慨一下。
写完这个，完成了一些心愿，但是仍然不够，因为我想记录下所有的一切。
朱华怡：媒体在介绍您时，一般称您为“中国先锋文学代表作家”。您如何评价《深山》小说中的先锋性？以及，您认为先锋文学的语境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是否能说《深山》是您从“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型之作？
吕 新：大概没有人喜欢一潭死水，不过也难说。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探索永无止境，创造永无止境。《深山》写的是我熟悉的曾经目睹过的生活，所以常常会有纷至沓来蜂拥而至的时候，其他的主义或者转变一类的从来没有想过。
朱华怡：杜林这个人物很特别，当村里其他人“站着，蹲着，脸朝下趴着，弯曲着，蜷缩着”时，只有杜林“坐在桌子前”，并思索着“桌子上的布”。您似乎通过杜林的视角，夹杂了许多对村庄风土人情的看法，也在借杜林之笔呼唤故土。杜林这个角色中，是否有您自己的成分？
吕 新：我没有过过杜林那样的生活，也没有他那种经历，但是我熟悉杜林这样的人。从南到北，有很多杜林这样的人，尤其在一些偏远之地，这样的人的存在，有时像一扇窗户，给一个封闭的地方吹入外来的空气，有时又如同一面残破的旗帜，插在当地的最高处，使那个地方具有了一定的高度，如果没有“杜林”这个精神制高点，很多人事，甚至整个村子仍然是匍匐甚至陷落的一片洼地。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王保保也是一个和杜林一样的人，所以他们能成为朋友、战友，互相取暖、支持。我说的是好的、理想的方面，现实中更多的时候，无论南北，杜林这样的人都是一个被斜视的形象，甚至成为别人的笑谈，身上既有卑微的一面，更有悲壮的一面，当然也有正常的一面，只是别人看不见，也没兴趣看，尤其在一切都急速发展的今天。过去年代里还好一些，无论多么偏远的乡村都有喜欢读书的人，一本书很多人互相借阅、传看，其中有年轻人，更有中老年，这一部分人是大致能够理解杜林这样的人的。为什么？因为阅读。同样，印象中，这一部分人是不大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不堪的事情来的，他们是整个山区最自律又相对最公允、最明事理的，说是深山里的黄金也可以，原因或功劳同样与阅读分不开，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自身，他们作为人的材料或质地、品质与秉性。
朱华怡：小说中还刻画了其他很多小人物，如耗子、五灯、富贵、谷正楼、“她”，等等。您通过多线并进、“散点透视”、先散后聚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命运。为何选择这样的叙事手法？您认为这一手法对塑造人物有何助益？
吕 新：确实没想过使用什么手法，更没有过专门的意识，只是虚实相间地表现他们，呈现他们的日常，用他们的眼睛看世界。耗子、五灯，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就是我当年的年龄。
朱华怡：小说中常常出现只登场一次的人物，甚至无名之人，他们确确实实站在那里，有自己的小故事，但似乎又对小说主体不构成影响。您在小说中设置这么多无名之人的用意是什么？
吕 新：真正的现实不就是那样的吗？有多少面目清晰或模糊的人长期地遍布、穿插在我们的生活里，熟悉的、陌生的，有名有姓的、有姓无名的，侧身的、斑驳的，完全影子化的。无数年，有无数这样的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会或经意或不经意地、或清晰或模糊地、或轻或重地从我们的日常中以及思维记忆中一闪而过，大多数的就那样过去了，只有当需要谁的时候，我们才会把他叫住，拎起来、拿出来，擦净、晾干，就像从时间的长河里捞起一条鱼，在岁月的大道或小路上等待一个人一样。
朱华怡：小说每章节除正文部分和杜林笔记外，都会插入一段不带引号的画外音，有时像村民在对话，有时像某个人的自言自语；有时是孩童视角，有时又仿佛是年长的还乡者。这一形式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视角。您是如何想到这种表现方式的？您期待它呈现怎样的效果？
吕 新：你的感觉是对的，我正是那么想的，世界不仅是立体的，更是多维的，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别人在干什么的都有，我们能看见的只是眼前最小的那么一点，只能看见自己身边的人端着碗、拿着筷子，别的就看不见了。不用更远，距离你一两米的邻居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就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无数的事实正在发生、进行，我想表现或传达的正是那样一种情形或效果。同一时刻，你在睡觉，有人却正在山下回忆往事，还有人正在外出回来的路上，有人心如死灰、一蹶不振，更有人目光炯炯，正在幻想或憧憬着什么。千人千面，万头攒动。这还并没有包括那些远远超出我们现有认知的东西，我们看不见也完全感知不到的却又极可能存在的东西。我尽力挑选那些最朴实、最人间的东西，避免在这一条线索上滑到一条神乎其神的路上去，我也不喜欢怪力乱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