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小说体现我的腔调”，是刘海栖在新作《我们的乒乓球队》后记中的一句话。近年来，刘海栖的年代题材、军旅题材、体育题材儿童小说不疾不徐地创作、出版，硬朗而温暖的精神气质、口语化的文字表达一以贯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至这部《我们的乒乓球队》，作家创作的主体性意识更加凸显。刘海栖描绘着生龙活虎的童年，与当代儿童读者分享着穿越时代的精神财富，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始终在努力确认着独属于自己的叙述腔调。
松弛的描写与外松内紧的节奏
《我们的乒乓球队》讲述的是一所弹丸大小的红旗小学中一群打乒乓球的孩子们的故事。作品再度采取了口语化的叙事方式。这如话家常的叙事方式读来轻松，写起来是颇具难度的。有学者指出，“文言”与“欧化”是拉开与口语距离的必要手段。刘海栖所做的，恰恰是不借助文言雅词的修辞效果、不借助欧化语法的复杂结构，仅用纯粹的口语讲述，并且仍然与日常口语拉开了审美距离，呈现出文学表达的生动性、艺术性。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
这属于刘海栖的“腔调”，最大的特点，是松弛的描写与外松内紧的节奏。作品的字里行间，没有那种绷着劲儿、一定要讲一个好故事的紧张感，而是一种遵从生活流与日常表达习惯的口语。他的句子不但用词极简，语法结构也极简，但这丝毫不影响作品叙事的生动性。比如第一章《红旗小学很小》，作家描述校园之小，体育课上，老师带学生绕着校园中间的水泥乒乓球台跑步，“跑步不能跑太长时间，时间一长会头晕”；女生们踢毽子，不小心就踢“人家”房顶去了，不过也不算扰民，因为“他们家的鸡经常跳进学校”。这还不够，这“人家”的老头老太太能听见学校里的大事小情，包括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的悄悄话。这哪里是“比较小”，简直是小得不能再小。轻松诙谐的口语，叙述了事件，刻画了人物，还原了场景，迅速将读者带入了故事。这个开篇，也堪称描写如何之“小”的范本。作品中还有不少金句，用通俗平易的口语制造出陌生化的文学效果，比如描写体育老师吹裁判时，“一声声哨音响得脆生，把比赛捋得又顺滑又利落”，着实生动。
松弛的描写没有导致故事的拖沓、口水话，源于作品内里有根绷得紧紧的弦，抓着读者一气往下追，这是作家赋予故事的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红旗小学太小了，于是，校长想加强体育运动只能以乒乓球为突破口，孩子们在乒乓球台打球，乒乓球一不小心就飞出了学校，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捡球风波。校长想到找个教练、组织起孩子们室内练球，进而，以篮球见长的体育老师受命乒乓球教练，学球，教球，练球，赛球，输球，让球，再练球，再赛球，直到赢球，在短促生动的口语叙事推动下，各种因素先后作用于故事，跌跌撞撞又一气呵成，一路欢歌地唱到了终章。与节奏相应，故事中的人物采取了漫画式的塑造方式，简笔勾勒鲜明个性，且都透着一股子可爱劲儿，比如负责任到有点神经质的校长、校园内外两代较真儿的体育老师、一跑起来就撒欢儿的包三宝、吊着门框求长高的常保卫等，每一个人物都在口语叙事的节奏中鲜活跳脱地登场、演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透出纸页的温暖与快乐豁达的心
当然，属于刘海栖的“腔调”并不止口语化的表达，还有与松弛的口语表达共在的故事色调。他的作品是幽默、温暖、励志的，当然，这些故事色调，同样不做刻意渲染，而是让它们若隐若现，埋在松弛的口语叙事节奏里。比如几个孩子偷偷跑进厂房练球，被保卫科叔叔抓了现形，还都不逃跑，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保卫科叔叔摇头叹气，一边评价着“死心眼！”一边拿出一捧杏子洗干净，回来一人给两个，然后又补了一句，“还费我的杏儿！”这就是叙事的松弛感，最后一句本来可有可无，但因为这个小闲笔，故事便有了喜感，有了透出纸页的温暖。这样的故事色调，源自写故事的人本身有颗快乐、温暖、豁达的心。
属于刘海栖的“腔调”，还有常年从事体育运动赋予作家作品的精神气质。作品中，校长的那句话可谓提领全篇：“咱们的校园比咱们的乒乓球台小，咱们的乒乓球台比咱们的校园大”。利落的表达中，渗透了学校师生的理想与勇气，呈现了从不气馁、一路向前的昂扬斗志，一群孩子终于从小小的红旗小学打到了真正的赛场，体育老师克服困难胜任新的教练岗位，与小学一墙之隔的董老爷子也因为备战而变得斗志昂扬。作品更以一次次乒乓球赛的描写，展现了乒乓球运动独特的魅力，尤其围绕乒乓球“充满了可能性和弥漫着不确定性”的特点，设计了多样的比赛场景，弘扬了体育精神，关于积极竞争，关于公平公正，关于团队协作，关于荣誉与友谊。这无疑是《我们的乒乓球队》给予儿童读者的又一种可贵的境界开拓。
上述种种，共同构成独属于刘海栖的叙述腔调，它们通过作家精心的构思，借助口语化的叙事，传达出独特的故事氛围与真挚的思想与情感，也传递出作家的儿童文学美学观。以独特的、不混淆于他人的叙述腔调讲述自己的故事，无疑标识了作家主体性创作风格的探索与确认。作家在作品《后记》部分反复思索的，正是如何使作品有“自己的腔调”，如何写出好的儿童文学。亚美尼亚裔美国作家威廉·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与译者吕叔湘，无疑给了作家很多有益的启示，这也标识着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至当代至为重要的、内生的主体性思索与艺术风格确认。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