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儿童文学中，儿歌的文脉比其他体裁更为悠久和绵长。严格的儿童文学只有百余年的历史，而童谣则古已有之。个人署名创作的儿歌，则是始于五四运动的酝酿和爆发。在那个历史时期，以北京大学为重镇，蔡元培、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钟敬文、朱自清等学者、作家，先后投身到对民间歌谣童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中。早在1913年，鲁迅便在当时教育部的《编纂处月刊》上发文呼吁“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还把他搜集到的地方儿歌抄录下来寄给周作人参考。与此对应的是，五四之后创作的儿歌，都有继承民间童谣、致敬民间童谣的鲜明印迹。创作者虽为数不多，但都在不断尝试和摸索。儿歌在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上出现重大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后，儿歌创作出现惊人蝶变，老的儿歌作家新作迭出，新的儿歌作家成批涌现，儿歌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可圈可点，并影响至今。新时代的儿歌既有对之前优秀传统的延续，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

一是作品数量多，引人关注少。微信、微博、各种自媒体、公众号等都为儿歌提供了发布、展示的平台，比以前纸媒报刊的发表门槛低了很多。这样虽然会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儿歌创作，但好儿歌作品，也往往会被淹没其中，阅读的疲惫感和失望感也与日俱增。

二是特质衰减，泛化弥漫。儿歌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美学范式、艺术特质。比如韵脚和韵律，儿歌不但必须押韵，而且还要押得严整，最好声调都要匹配，如此才能让节奏明快、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成为现实。同时，儿歌重在追求情景、情趣，情景栩栩如生，让儿童有代入感，这就是对传统童谣的民间性、口语感、生活气的承续。

三是大而不当，小而自甘。儿歌与民间童谣的血脉关联从古延续至今，使它天然具有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儿歌的天真率性、化繁就简，使它在抒写重大题材时，往往能以少胜多、四两拨千斤。很多儿歌写作者意识到儿歌不小，可以写大题材，但却太心急，直接把主题当荧光棒摇来晃去。一切关乎文化、关乎价值取向的事都无法速成，都不能奢望立竿见影，都来不得急功近利，需要坚守初心，涓涓细流地做，久久为功地做，像万里长征那样一步一步地走，像塞罕坝人绿化荒漠那样一代接一代地挥洒心血和汗水。与大而不当相对，有的写作者习惯了小花小草、小猫小狗的舒适区，表达方式上也习惯了从小到小的路径依赖，在翻炒他人已有作品和重复自己中自得其乐。儿歌、儿童文学永远都会写小花小草、小猫小狗，因为儿童和童年期的人类都是“万物有灵”主义者，相信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和人一样，没有那么强的分别心，而这恰恰是让儿童从喜欢的小入口走向大世界的无限契机。

四是理论建设远远不够，儿歌评论严重缺席。儿歌在整个文学版图中是小众里的小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论项目很少与儿歌相关，我更没怎么看到过近年来有专门的儿歌理论著述。儿童文学其他体裁的作品大都有评论的即时跟进，但对儿歌作品富有针对性的、直指具体篇目的分析、研究和批评文章却屈指可数。

新时代的儿歌创作如何配得上这个时代，如何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有好作为、大作为，不仅是作家需要身体力行回答的课题，也为广大民众所关心和期待，尤其是教师和家长。儿童特别是幼儿接受文学的途径不是读，而是听，听觉效果越好接受度越高。儿歌无疑是幼儿接受度最高的文学，一篇故事类作品幼儿再喜欢，听过之后只能简述个大概，而一首幼儿喜欢的儿歌，他们可以把它完整地背诵下来，这对幼儿陶冶性情、亲近母语、放飞想象、提升表达能力会起无法量化的重要作用。鲁迅把儿童比为“人之萌芽”，儿歌是“人之萌芽”的文学，是“人之源头”的文学，它必须更蓬勃、更喷涌才配得上它的读者。因此，小儿歌做的是大事业。

（作者系儿童诗人、吉林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