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伦茨是享誉世界的德国文学巨匠，他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称“战后德语文学三大家”。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这样评价伦茨的小说：“谁想要了解德国，就应该读他的书。”《家乡博物馆》是伦茨长篇小说的登顶之作。

被利用的“家乡”

一座搜集了马祖里文物的家乡博物馆，在一场突然的大火中毁于一旦，这并不是一场意外的事故，纵火者正是博物馆的建造者、搜集者、守护者齐格蒙特·罗加拉。

齐格蒙特·罗加拉从小跟随亚当叔叔在马祖里的土地上挖掘、搜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被陈列在家乡博物馆中。有黄油搅拌器、魔鬼琴、低音鼓、马祖里新娘服、花卉型模具、索多维亚人的骨灰坛……它们是马祖里悠久历史的“证人”和“证词”。亚当叔叔过世后，齐格蒙特·罗加拉继承了这座家乡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溯回着马祖里逝去的时间，抵御着岁月带来的遗忘。

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阿莱达·阿斯曼提出，物件是回忆的存储设备，博物馆及其收藏和陈列品可被看作存放历史记忆的容器。同时，她也注意到当博物馆里的物品脱离了其原始的相关联系，在展览中将被置于一种新的联系和秩序中。

当博物馆中的物品被选择和重置，附着于展品的历史记忆也将被重构。伦茨在小说中书写了战时和战后不同意识形态两次对博物馆的征用。在齐格蒙特看来，博物馆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历史真实的面貌。他将马祖里的文物随机摆放，抵制任何整理，希望展品不带有任何倾向性。然而，二战期间，纳粹官员在视察了家乡博物馆后，提出将这座家乡博物馆变成“德意志在东方的前哨”“英雄主义的展示棚”，从而产生种族优越感。齐格蒙特第一次关闭了博物馆的大门，以此抵抗纳粹对博物馆的征用，对记忆的侵占。随着马祖里的沦陷，当地无辜的人们被驱逐出东部领土，开始向西逃亡。齐格蒙特和他的家人带着博物馆的展品，一起前往石勒苏益格的埃根隆德。齐格蒙特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这场逃亡中丧生，部分展品也随着沉船沉没于波罗的海。来到石勒苏益格后，齐格蒙特再婚生子，着手重建家乡博物馆，本以为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直到勒克瑙家乡协会想要接手家乡博物馆。齐格蒙特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的博物馆不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再一次，齐格蒙特关闭了博物馆，用一场大火将其彻底摧毁。

被遗忘的“家乡”

齐格蒙特最终决定烧毁博物馆，不仅因为当权者对博物馆的多次征用，老人也渐渐发现，下一代人不再从“家乡”中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甚至“家乡”成了令人生厌的概念。

学者尼古劳斯·赖特尔在分析伦茨作品时曾说：“责任、典范、家乡，是其作品的三大主题。”从被誉为“德国乡土文学典范”的《我的小村如此多情》到《家乡博物馆》，伦茨从未停下对“家乡”的思考。在《我的小村如此多情》中，伦茨极力展现了“家乡”马祖里的美丽与温柔；而在《家乡博物馆》中，“家乡”则是被利用的、被忽视的，乃至被遗忘的。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德语文学中，以探讨“父子”代际矛盾为主题的小说一度盛行。这一类型的小说往往以子女的视角对纳粹时期父辈的行为进行批判与反思。在《家乡博物馆》中，伦茨转变了“父与子”模式的叙述视角，他让老齐格蒙特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女儿的朋友——一个名叫马丁·韦特的青年，不停地讲述他的回忆。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在《家乡博物馆》中，伦茨对历史和“家乡”的阐释也得以拓展。

伦茨借此提出了对“家乡”概念进一步阐释的可能性。当“家乡”成为马丁·韦特一代人口中令人生厌的概念时，老齐格蒙特一代人对家乡的情感何处安放？如果爱“家乡”不是错误，我们该如何热爱我们的家乡？

《家乡博物馆》无关清算，更关乎理解。就像伦茨曾在访谈中所说：“叙述，是理解的更好方式。讲故事为我提供了一种契机，让我能对某些困扰、某些经历有更清晰的认知。我的目的并非是清算，而是为了能够看透。”

（作者系图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