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奉命为秦基伟将军整理回忆录，采访了很多开国将军，包括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同志。座谈中间，向司令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安徽省霍邱人。向司令说，啊，霍邱啊，你们那个城西湖，退垦还湖之后，现在怎么样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很早就离开家乡了，对这个情况不太了解。向司令点点头说，退垦还湖是你参军之后的事情，你是不太了解。
就是那次，从向司令的口中，我断续知道城西湖有“垦湖”和“还湖”的历史，也知道了围绕“垦湖”和“还湖”，还有旷日持久而且动静很大的争论。
从此之后，那座神秘的湖就一直悬挂在我的想象世界里。坦率地说，40岁之前，我对城西湖没有特别的印象。小时候偶尔上过一次县城，在湖边走过一趟，看过几眼，只知道很大。记忆中，年龄稍大一点，城西湖被围起来成为军垦农场之后，我也曾在湖边游览过，还见到过霍邱面粉厂五层高的楼房，小伙伴说那是当时霍邱县城最高的楼房。至于更西边的农场，则从未涉足，因为那是“军事重地”。
进入21世纪之后，回乡次数多了，我先后到霍邱县南部的石婆店参观过另外一个“军事重地”——“备战备荒”年代，南京军区在大别山北麓修建的人防工事、医院和将军楼。我把城西湖农场同那个特殊年月建造的“军事重地”遗址联系起来想象，想象那里的一条河、一条路、一座大山、一支军队和一群农民，想象那个在我的想象中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不由得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我要近距离地研究那座湖，深入地解读那座湖，我要写写那座湖。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当真拿起笔来，写下了“霞飞湖”的标题，并且以城西湖退垦还湖之后人民的生活状况写了十多万字。这个小说陆续写了十几年，其间收集了包括《城西湖军垦岁月》（赵兢编著）在内的大量资料，还在文友的陪伴下十几次徜徉湖面、湖边、湖外……
可是，还是写不下去，直到今天仍然是“半截子”工程。因为我看到的城西湖还是水天一色，我听到的城西湖还是道听途说，我缺乏确凿的第一手资料，缺乏对城西湖历史生命的灵魂把握，缺乏对“垦湖”和“还湖”之争核心真相的认知，也缺乏对“垦”和“还”的利弊的科学分析。
这一切，似乎在2024年的夏天发生了变化。家乡老领导王国信同志发来了他编著的《城西湖军垦纪实》，连续数日读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哦，原来是这样的。
二
知道王国信这个名字，源于一个传说。上个世纪末，皖西发生重大水灾，凤凰卫视一名女记者采访受灾群众，问每家领到了多少救济粮。当地农民用方言回答：“吊寥子。”意思是不多。女记者听不懂这句土话，茫然四顾，陪同在侧的县委办主任王国信脱口而出：“吊寥子等于5公斤”。那时我同王老未曾谋面，在钦佩他应变能力的同时，已在心里为他画了脸谱，以为他是一个善于“敷衍”的基层干部。后来打听此人的情况，同我的主观印象大相径庭，熟悉他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说此人老实厚道，书卷气很浓，正因为不善投机钻营，前半生都在机关做文字工作，直到退休，还是个副县级干部。当年他说的“吊寥子等于5公斤”，并非信口搪塞，而是事实，在那样一场重大的灾难面前，每家领取第一批救济粮5公斤，讲“吊寥子”并不为过。
与同龄人相比，王国信应该算较大的知识分子了，他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师范毕业生，60年代中期获得大学本科学历，是个典型的“学习型人才”。他的人格魅力、工作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都是在学习中获取的。除了孜孜不倦地学习，王国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勤勉。年轻时与王国信同在县直机关工作的程耀恺在接受采访时跟我讲：“我知道这个人，老实忠厚，但是也很受领导赏识，因为他勤奋，做事一丝不苟。”
基于这种认识，再读《城西湖军垦纪实》，感觉就不一样了。资料翔实，论证严谨，文风朴实而不失生动，故事丰满而不失真，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既有醍醐灌顶之心灵震撼，又有诗情画意之视觉美感；既有灾难中湖区百姓流离失所的苍凉，又有同灾难搏斗的雄阔；既有千军万马围湖造田的壮观，又有退垦还湖激动人心的场面。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城西湖军垦纪实》或许不是一本能够满足猎奇趣味的作品，但是对于一个地方、一段历史而言，却是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文献。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习惯于从历史的皱褶里寻找文学灵感，习惯于触景生情、在语言文字的上空放飞文学梦的作者而言，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座丰富的宝库。
三
那么，就让我们打开《城西湖军垦纪实》（以下简称《纪实》），跟随王国信的笔尖，回到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
城西湖是一个梦，在以往的岁月，这个梦首先是噩梦，然后才是一个为民造福的美梦。据《纪实》介绍，城西湖是淮河中游最大的自然湖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因淮河失修，此湖连续十二年水灾，湖区百姓家无粮、身无衣，其悲惨境况可想而知。
记得有年探亲回乡，同几个文友夜走城西湖。月色朦胧中，我顺口一溜：“远看西湖黑乎乎，近看西湖黑乎乎。有朝一日倒过来，俺们全都黑乎乎。”虽然这首打油诗是酒后即兴，但是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并不是毫无依据的。
水，是一切生命的亲人，但是，如果不把它安顿好，不让它流到该去的地方，不让它在该集中的时候集中、该分散的时候分散，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最凶恶的敌人。
事实上，城西湖自从成湖之后，湖区人民一直在同这座湖斗智斗勇，琢磨怎么化害为利，怎么同这座湖亲密相处，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它、使用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创办了“未名社”。六名成员中，有四名来自霍邱县南部的叶集镇。其中的韦丛芜（韦立人）后来回到家乡当了当时霍邱县的县长，这位写过诗集《君山》《冰块》、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罪与罚》等作品的诗人、翻译家，乘坐马车沿城西湖堤坝走了几遭，文学梦陡然变成了家国天下的情怀。他四处奔走，筹集到30万块银圆，以诗一样的激情，要把城西湖20万亩水面改造成良田，可终因财力不足，加之设计、施工欠科学，惨遭失败。城西湖发出一声冷笑，韦丛芜落得个丢官坐牢的下场。
时光进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日子里，南京军区和安徽省委站在“平战结合，军民两利”的高度，商定联合围垦城西湖，方案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主席同意并亲自批示，南京军区先后投入四个师另一个团的兵力，在地方十万民工的配合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湖造田运动展开了。至此，城西湖已不再是过去的城西湖，而成为拥有十多万亩良田的军垦农场。以往“水来成湖，水去成滩”的凶险之地，终于摇身一变，成了春天油菜飘香、秋天稻花摇曳的硕大田园，不仅解决了南京军区的军需困难，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
从1966年4月至1986年4月，城西湖军垦农场整整存在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间，在城西湖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少故事啊，人水大战、人鼠大战、人蝗大战、人疫大战，以及围湖造田初期艰难的搬迁、蓄洪紧要时刻的撤离、洪水中的军民互救，还有围湖初期堆在霍邱城关广场上像山一样金灿灿的小麦和稻谷……霍邱人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粮食，也是第一次沐浴军队带来的卫生、教育、交通、施工等方面的现代文明。二十年间，城西湖农场带给当地人民的精神文化的阳光，至今仍然投射在城西湖的上空，滋养着霍邱人民的心灵世界。
乡贤喻廷江有副楹联，生动地概括了军垦时期的城西湖：千年淮河一壶酒醉倒多少好汉，万顷碧波两片湖催熟天下粮仓。
深以为然。
四
然而，二十年后，一场激烈、持续了数年的争论之后，城西湖又成了湖。
当年围湖造田时，王国信还只是一个县直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不太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和内幕，好在他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经历，有查阅资料的便利，因此《纪实》一书对于围湖造田的起因、过程、效果和结局的阐释和描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可以负责地说，到目前为止，这种权威性是绝无仅有的。也由于文风朴实，论证严谨，这种权威性又是可信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于“备战备荒”和“以粮为纲”的需要，为了应对国际军事打压，抓住淮河中游十几年一次特大洪水、可能需要蓄洪的规律，抢在两次蓄洪之间的战略机遇期，围湖造田，让沉睡的湖泥成为良田，造福军民，是一次果敢的战略行动。
时隔二十年后，经过改革开放，粮食问题已不再是首要问题，世界军事格局也已发生重大变化，而围湖造田之后出现的城西湖周边水位抬高、湖汊洼地被淹、蓄洪存在隐患等矛盾则愈发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退垦还湖的必要性就日益彰显出来了。
说到底，无论是围湖造田还是退垦还湖，都是时代的需要，都是从实际出发。一围一退，好比一攻一防，均是遵循客观规律、与时俱进的产物。科学地讲，没有一座湖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一块田地永远只能用于耕种。所有的文明都是从土地上生长的，所有的生长方式都不是固化的。大自然给了我们一座湖，并不是让我们墨守成规地被动接受它，逆来顺受地忍受它，而是让我们主动地用好它、管理好它，让它为人类造福。
据《纪实》披露，当年围湖造田，毛泽东主席亲自做了批示；二十年后退垦还湖，是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批准的。历史上，还有哪一座湖如此“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呢？还有哪一座湖能像城西湖那样同时代、同国家和军队的命运联系得如此密切呢？
关于退垦还湖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特别是上层决策内幕，王国信恪守秉笔直书的原则，下笔必有证据，绝不捕风捉影，绝不多说一句话，绝不多写一个字，宁可罗列文献资料而不妙笔生花。我特别注意到《纪实》里面出现的一个人物，时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宣奉华女士。此人多次深入围垦后的城西湖内外采访，撰写内参文章，引起省委和中央领导的注意，这可能是撬动退垦还湖杠杆的关键支点。我对宣奉华为民请命的壮举深深敬佩，并由此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高看一眼——这是题外话了。
艾青诗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王国信生长在城西湖乡，工作在城西湖边，是城西湖历史变迁的目击者、见证者、亲历者、知情者，对于城西湖，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他的心里，蕴藏着当年围湖造田的浩浩荡荡，充溢着军民携手战天斗地的壮阔；也活跃着二十年后退垦还湖的粼粼波光，闪烁着对美好未来的深情凝望。他通过《纪实》讲述城西湖一段沧桑历史，也通过这段历史表达了他的乡土诗意，以文学的方式，给后人立下一座城西湖的沧桑丰碑，可贺可敬！
今天的城西湖，还是那座城西湖吗？是，又不完全是。说它是，因为湖水又回来了，湖面又荡漾起了碧波，飞鸟掠水而过，鱼虾在荷丛中戏耍，它似乎还长着原先的那张脸。说它不完全是，因为经过围湖造田的城西湖，曾经是军垦农场的城西湖，经历过退垦还湖的城西湖，已经经受了精神洗礼，飘荡在城西湖上空的，已不再是饥寒交迫和担惊受怕，而是对生活、对时代、对军队、对改革开放的感恩之情和对未来的满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