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森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淮河南岸龙子湖畔的安徽财贸学院工作，岗位是校报（那时还叫校刊）编辑。因为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又对新闻工作尤其是报刊业充满热爱，所以，尽管和社会上那些正式公开发行的省市日报及专业报比起来，校报只能算是内部报刊，但我也一丝不苟地精心采编。我还办了文学副刊，给师生的业余文学创作提供平台。

要编好文学副刊，自己的文学写作能力及文学鉴赏水平就不能太差。为此，除了认真研读国内外经典文学名著外，我还广泛阅读当时的多种文学报刊，自己也尝试着搞点创作，写一些小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字。但更多的还是仗着中文系科班出身的理论功底，勤奋地撰写文学批评类的文章，为当时优秀的文学作品唱赞歌，也对一些不好的创作风气提意见，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了些稿件。当时，创作界思想解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等各种创作方法同台竞技，让人目不暇接。但不可否认，也出现了摒弃传统、一味摹写西方现代派的作品。

正巧，那段时间，我从《长江》《长城》两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了《党委书记》《现场会》两部以基层干部为主角的中篇小说，感觉眼前一亮，十分欣喜。我认真阅读之后做了些思考，把如何塑造好党的基层干部形象作为一个题目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塑造更多党的基层干部形象》。在文中我满含深情地写道：“可喜的是，我们有一大批勤勤恳恳踏实工作的党的基层干部，宋波和邓军生便是这样的典型代表……而我们的文学家们，不是更应该去写一写这样的人物，塑造出更多的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来丰富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画廊吗？”

文章写好后，我考虑着往哪儿投。那个年代，通讯没有现在发达，稿件信件来往都是通过邮局，编辑和作者多数只在版面上见过，如果不是有特别原因，很多都不相识。

虽然在那之前，我曾在《戏剧与电影》《青年批评家》等省内外报刊发表过几篇文学评论，但算起来那都是省级刊物。能不能突破一下自己，向国家级报刊“高攀”一次呢？于是，我想到了《文艺报》。在我心中，《文艺报》是代表了文学界最高水平的报纸，无论是以杂志形式出版还是以报纸形式出版，我都一直是《文艺报》的忠实读者。《文艺报》刊载的名家文章启迪了我的思路，开阔了我的眼界。而《文艺报》对文学动态的报道，又使我虽身在淮滨城市，却能对全国文学状态有所了解。这样的一份报纸，真是我的良师益友。可这样一份我始终仰望的报纸，能接受一个无名小卒的文稿吗？思前想后，把稿子改了又改，我还是下定决心，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按照报纸上的地址，把稿件直接寄给了《文艺报》编辑部。因为不认识任何一个编辑，便在收件处写上了“编辑老师收”。

稿子寄出时，正值新学期开学不久，学校工作很忙，校报报道任务也重，我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中，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注稿件的命运。直到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我照例到校宣传部资料室读书看报，在新到的一期《文艺报》一版报眉的要目中，看到了我那篇文章的标题。心跳一下子加速，我急切地翻到第二版，我的文章真实地被刊发在头条位置！像做梦一样，有点不敢相信，读了好几遍，才确认确实是我写的，几乎一字未改！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样报；又隔了些日子，收到了稿酬。同事们都向我祝贺，说能在《文艺报》上发文章，不简单，你简直就是评论家了！虽然是玩笑话，我听着也十分受用。

我知道，《文艺报》能从自然来稿中选中我的稿件，并不是因为我的稿子有多么高的水平，而是我对文学创作的现实作了恳切的评论，并表达了对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期待，这正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尽管后来我并没有从事专业的文学批评工作，但是《文艺报》却始终是我阅读中不可缺少的一份报纸，也一直想着哪一天能再在报上占一角之地，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个愿望终于在距上一次的三十三年后实现了！今年1月的“新作品”版刊发了我的散文《十八楼窗外的风景》，给正在术后疗养的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在此，我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由衷地祝愿《文艺报》越办越好，成为文学界的旗帜，成为作家及文学爱好者永远生机盎然、蓬勃兴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