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刚上大一，对本专业的历史学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对于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而言，除了教科书之外，没读过什么杂书，有了更多自己掌控的时间，也没有别的消遣方式，就盯上了图书馆，隔三岔五去借些小说。有次，我在书架上看到一列早已泛黄的书，从中抽出一本《失恋的季节》。这的确比较符合我当时骚动的心境，来不及细看，就赶紧借出来，有种找到禁书的刺激感，回宿舍的路上就开始瞎想里面该有什么情节，等到了宿舍，定下心，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本书叫《失态的季节》。作者：王蒙。这就是我第一次阅读王蒙小说的经历，如今回头想来，里面具体的情节已经模糊。

此后，王蒙先生进入我的视野，更多的是通过电视而不是书本，在《锵锵三人行》里，他以长者的形象出现，却没有好为人师的架子，不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痛心疾首，而是展现出了宽容和理解，并以睿智的发言和洞察的眼光，给予我们一点人生经验。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青年写作的流动与在地”，我就举两个前不久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吧。一是，上个月我一个出了五服的堂弟结婚。照例，我回村帮工。在筹备婚礼的时候，碰到了我的一个叔叔，叫长江。按辈分长江虽是我叔，但比我还小几岁，是个“90后”。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小说《妄人刘长江》，写的就是他。内容是差不多十二三年前，刘长江20出头，一副流浪汉的装扮，找到我和我说他的人生规划，要建化工厂，要开酒店，要干工程，说的都是我们村周围那些所谓能人发家致富的手段。一顿滔滔不绝下来，我觉得长江的人生目标很远大，只不过有些不切实际。他越说越亢奋，容不得旁人半点质疑，我就只能点头应和。回过头，就问我的母亲老付。老付说，长江脑子有问题了。十多年过去，我和长江在逼仄的农村天井里四目相对，他显然有些不好意思，大概和我一样，脑海中浮现出过去他的夸夸其谈。长江发福了，戴着眼镜，为人有些羞怯。我们就有了对话。我问，你这在哪上班呢？他说，在镇上的五峰塑编。我问，工资怎么样？他说，四千左右。我问，能按时发吗？他回，能。我说，这年头能发出工资就不错了。不过，长江正考虑去别的厂，现在的厂女工太少，不好找对象。和长江聊完，我碰到堂嫂，她性格直爽，是村里的情报中心之一，谈到长江大龄未婚，一脸鄙夷说道，去年有个女的看上他了，和他说想去他家里住，你猜长江怎么说的？我捧哏道，咋说的？长江说，你来我家住，我去哪里住。

另一个故事是，知道我入选了这次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晚上我和老付去镇上的羊汤馆吃饭。餐馆门口停着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去得有点早，五点多，除了我们这一桌，还有一对中年夫妇。中年男人跷着腿吃着油饼，大声说，别看这饭馆不大，大老板经常来这里，那谁身价都上亿了，也来这里吃饭。听口音是外地的。这话，自然不是说给我和老付听的，也不是说给饭馆老板听的。他脸对着外面，其实是说给坐在他对面的老婆听的。意思是，别嫌弃我请你来这里吃饭，这羊汤可不普通，咱能和大老板喝一样的羊汤吃一样的油饼，咱坐的位置，也坐过大老板。我坐在旁边，仔细听着，内心五味杂陈，并不觉得这个男的聒噪，只感受到一个男人强悍的自尊心。老婆从外地来找许久不见的男人，男人并不想让女人看到自己的悲苦，一起来喝这碗普通又珍贵的羊汤。

以上这两个例子，长江是本地人，他是流动的。收废品的中年男人，也是从外地流动到我们当地讨生活。

关于青年和创作，我想到9月2日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张宏森书记做了题为《青年作家要勇担新的文化使命》的讲话，其中讲道：“中国作协始终向广大青年作家朋友敞开大门，积极搭建平台，着力改善文学生态，希望能让更多年轻人在文学道路上挥洒才华，让属于文学的智慧才华和勤奋努力能够受到应有的尊重、实现应有的价值。中国作协将始终与广大青年作家相伴而行，做青年作家可靠的朋友和坚强的后盾。也希望广大青年作家‘以作协为家’，心无旁骛、潜心创作。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新时代文学一定能将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推向高处。”

于我而言，这些年，确实得到中国作协的扶持和关爱，如今又得到支持。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已故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在门罗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加拿大文坛的职业化程度很低，出版业也不活跃。1958年，门罗曾向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申请写作项目经费，没有成功。著名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门罗，在最开始写作时，也是需要帮助的。我们青年写作者，起码比门罗还是幸福的，毕竟这些年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包容和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