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和魏思孝、龚万莹一起获选“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1992年，我出生在北京海淀。我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对于文学涉猎并不多。我爸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王蒙，正与王蒙老前辈同音同字。后来，我得知，王蒙先生的名字是他父亲的好友、著名诗人何其芳起的。和我理工科的父母不同，我从小就喜欢读各种童话故事，最早不识字的时候简直要急死自己。6岁时，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对我说：“你知道吗？有一名著名作家也叫王蒙。”小小的我非常高兴，我对她说，我以后也要成为一名作家。
于是冥冥之中，我走到了今天，还能与90岁的王蒙先生世纪同框，非常开心。我读过王蒙先生的《青狐》等作品，但这么多年来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王蒙曾在一篇散文中说，他在车来车往的二环办公室外，居然见到了一只松鼠，简直大为震撼。这个细节令小学的我很动容。在那之前，我只见过在路边小笼子里奔跃的北松鼠，从未见过一只野生状态下的松鼠。
如今，在北京这个现代化的超级都市中，我们不仅能看见北京本土的岩松鼠、花鼠和隐纹松鼠，北部山中的北松鼠，还能在天坛和颐和园等公园，看见被弃养或放生的北松鼠和赤腹松鼠。现在，松鼠也成为了我最深爱的动物之一，我也自称为一个啮齿目作家，希望能够为更多实验中的啮齿目、兔形目以及其他动物发声。我将记住动物们为人类医学和文明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并将不断探索剖析自然与社会生态文学、动物与人文写作交织的更多可能性。
2015年夏季，我毕业旅行，一面在大巴上写毕业论文，一面从英国向东到欧洲各国游玩。到了号称欧洲的东大门的匈牙利时，叙利亚的难民已经挤满了布达佩斯的火车东站，据同学说，那天从布达佩斯向西的航班全部取消，我们和历史迎面相撞。回国后，我有幸看到了作家小杜一篇非虚构作品，讲的是他很多年前在河南一个农场里用一群母猴做动物实验，那篇关于猴子被非法捕猎者夹断肢体、送到广东去敲开头、在做动物实验时戚戚然的神态瞬间击中了我，那是一种绝望的切肤之痛。我又很快认识了小杜，那时他在美国读生物学博士，在美国生物制药公司里上班，不断在各种时间缝隙里写作。那是他最初写作的样子，是他写作中最击中我的一篇。
随后，我将记忆中的叙利亚、布达佩斯、难民、猴子、动物实验、残肢、幻痛这些元素串联起来，写出了一篇科幻现实主义小说《大马士革幻肢厂》，并在发表之后多次进行修改扩容，找医学博士朋友看实验细节，搜寻灵长类动物实验的相关论文等。直到2024年《漪》这本小说集封稿之前，我还在对它进行最后一轮修改。我实在放不下这篇小说，不知怎的，我心里对它有很深的痛苦。
我从欧洲回到北京，有如短暂迁徙的候鸟，我虽在北京，但感谢有动物们，可以让我感知到全世界。北京作为东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是亚洲东部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我们能在这里看到无数珍稀鸟类的迁徙。从南非跨越千里艰险归来的北京雨燕，昆明湖上春归的大小天鹅，通州玉米田中的大鸨，房山山间的金雕，永定河的中华攀雀，从西伯利亚飞到延庆马场过冬的鹤群，勇敢从北京出发穿过印度洋飞向莫桑比克的大杜鹃。还有我们的标志性物种，曾经生活在北京门头沟的华北豹。这些动物植物都让我与北京的联结更加深刻，我对北京和华北平原的喜欢不再如符号那般，而是有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牵挂。
最近几年，由于剧烈的气候变化，气候分明的华北平原也变得奇怪起来。夏日温度逐渐突破40度大关，地面温度高达60—70摄氏度，暴雨、洪涝和山体滑坡等逐渐增多，冬天又可能遭遇极寒，过往在北京冬季罕见的鸟，马不停蹄地迁至此城，雾霾便环抱着我们的城市，久久不散。北京从1889到2023年间，温度条逐渐从深蓝变作红温，近来每年都比上一年更热。去年，我通过同事的视频，看到了一只不幸掉落在地，活活被高温烤坏，逐渐二维化还在努力大口喘气的灰喜鹊雏鸟。等到同事终于发现它时，已经太晚。冬日又接连降下大雪，于是今年的戴胜也少了很多，可能往南方去了。极端天气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今年，我们从海南和上海遭遇的台风中可见端倪，台风的摧枯拉朽更是生命的除草机。
今年本应秋高气爽的北京，并没有迎来她的金秋十月。北京的秋天总是阴天，在永定河大堤边，阴沉的天却是猛禽和小鸟的最爱，它们比往日都要活跃。空气的能见度不高，鸟们或许觉得，此时捕食者能依靠掩护轻松抓住猎物，而猎食者能够借助掩护逃脱爪牙。几种不同的伯劳都站在枝头，白尾鹞在田野中不知疲倦地翻飞，黑鸢和普通鵟在枝头打架，短耳鸮也早早醒来捕猎，而罕见的迷鸟亚洲漠地林莺正倚着灌木丛的遮蔽，拼命补充能量，继续这场赌上生命的旅途。
清代管普通夜鹰叫 “贴树皮”，而我就像一只贴地鼠，会将记忆和素材藏在一千个不同地洞中的松鼠。在这种贴地飞行的观察中，我逐渐勾连到气候变化，人类与动物生存的法则。去年，我在40摄氏度高温的六月去永定河看中华攀雀筑巢，之后写下了《鹃漪》这篇人类与动物命运有机融合的小说，里面藏着根深蒂固的愤怒和恐惧，和对人类极端暴力的不断反抗。而整个孕期，我都照常扛着机器去观鸟，并据此写出了一个长达4万字的观鸟笔记。我觉得，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像是有神仙在我眼前滴了拨雾散，我便生出三头六臂和许多双眼，给我的写作增添了几多维度的可能性。
很久以前，我从媒体辞职，就对自己许下一个心愿，不想再写任何宣传稿或软文，只想写自己所注目的事物。后来机缘巧合，我去了颐和园上班，为了贴地皮写作和更好地观察人间，我一直坚持在基层工作，见过各色各样的人，接待过数以万计的咨询，这三年多以来真是百感交集。我的耳朵、声带、身体和脾性都受到了极大考验，心理和生理都受到了很多冲击。在人类的社会学方面，我又增加了许多知识。我读了几座皇家园林和动物园的历史，并和相关的人们进行交流，从中挖掘出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曾在佛香阁工作，日日对着明万历年间的菩萨，后来我才知道，它竟然是由300名职工彻夜接力，用杉木滚上山的。古代雕塑、现代职工和花草树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浓缩成了志书上小小的一句话。早晚有一天，我会将那些短句里的人和动物，还原成勃勃的，也许并不那么漂亮却真实可感的北京。
是的，这座城市曾经活在祥子、虎妞、祁老太爷、张大民、贾志新、和平和王二等不同的形象和故事里。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生活的地方以及我们的生活本身，都会被文学艺术赋予独特鲜亮的表情与意义。北京是丰满美丽的，它是众多鸟兽的坐标家园，是全球鸟类迁徙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更是一座有无数人们努力生活其中、不断生长出新的书写和表达的城市。我们的文学，正是通过在地写作，来汲取土地的力量，就像与我一同入选的另两位青年作家，也都是习惯从自己最熟悉的风物切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