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来春半》的书名，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清平乐·别来春半》。时光流转，怅然回首，发觉原来人间春日已过去多半。韶华易逝，光阴不再，在这样好的春光里，词人面对种种往事如烟，只能独自伤春缅怀。怀着初读到这首词时的惊艳和与之相似的心境，在挚友鼓励下，我收集归纳了从高中到研究生时期的部分作品，汇成一部虚构故事散文集，来纪念我“逝去的青春”。

也许有人会问，作为年轻人，放眼望去，有着大好前程与无限可能，有什么好缅怀的？但我相信，在每个人生的阶段，人们都承载着那个年纪特有的心绪与愁思，其中不乏对自身的叩问与对外界的思考，无论理性还是感性，都有被记录的意义。我笔下的许多故事，也许是主观且片面的，但当读者从中能够获得启发、产生共鸣时，那力量是可以跨越时空、文化以及个人成长背景的异同，将天南地北的人们凝聚到一起的。《别来春半》中如伤春般的浅浅哀愁，并非只是少时情绪的起伏与躁动，更是为了记录一段已永远成为“过去式”的青春迷思。“伤春”是为了更好地“惜春”，从而不辜负岁月流转。正因如此，书中的所有作品都尽量保留了初稿的笔触与风格，并没有进行过多修改。

我的创作过程非常随性，经常是想到哪写到哪，少有运用大纲或草稿。我的写作并不为了取悦任何人，也没有异常强烈或具体的创作目的，更多时候只是想把当下的情绪和心境用文字具象化，就好比电影中的某一帧——无论美丑好坏，甚至可能没有完整的背景叙事，但依旧令人印象深刻。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感知的一种真诚记录。即使是在虚构的小说里，我也希望做到虚中有实——艺术源于生活，文学并不只是阳春白雪。只要能够把普通人的经历，用或宏大或细腻的叙事手法叙述出来，那么无论文笔风格如何，我觉得都是了不起的。

诚然，我在创作的路上，还需多加修炼。但讲好普通人的故事，始终是我的终极目标，也是我写作的思想根基。在谈论风花雪月的时候，文学多是美而缥缈的；而在批判世俗的时候，则多是苦而尖锐的。正是这种多元性，反映出了个体在世间的生活浮沉。很多人读书写作，喜欢挑食，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创作者，这是我必须引以为戒的事情。

一路走来，求学海外，受到东西方文学的影响，我的写作风格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与成长。但我愿意全心接纳每个阶段的自己，并不刻意给自己下定义或设限。从事学术研究时，我曾学习过亚洲和欧洲的多种语言，但与我有着最深刻的情感与文化羁绊的，仍是中文。在美求学多年，无疑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和思路，但对外语的频繁使用以及不同语境下的学术环境，也让我不断思考着自己与母语间的关系。中文不再只是作为一门语言艺术而存在，更是我个人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是我用以抒发见闻感想、跨越不同文化语境的坚实桥梁。坚持中文创作，讲述中国人以及中国留学生的故事，一是提醒自己的文化根基从何而来，二是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分享给更多人。《别来春半》作为我的出版处女作，无疑是稚嫩的、有待完善的，但它可以算作是我对中文、对中国的一封热烈情书，是我对年轻时坚持创作的自己的一份独特见证。其中流动着的，不仅有少女的情思，更有一名女性的独立思考，以及她历经挫折、成长为人的力量。古往今来，各朝各代名家数不胜数，但能够被铭记的女文人却屈指可数。身为一名女性，我坚信女作家们应该突破更多枷锁和束缚，勇于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每一缕细腻到头发丝的情愫，每一个或重或轻的梦想，只要能够大方利落地表达出来，已是勇气可嘉。即便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我已迈出了第一步。

谈到中文写作，就不得不谈到中国古典文学，谈到民间传说典故和古诗词对我的重要启发与影响。《别来春半》首章中的作品，收录了不少我高中及本科时期，对一些经典文学意象进行的现代演绎，其中不乏文笔稚嫩的文章，但也多少反映出了年少时天真烂漫的心境。我始终钟爱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美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美，讲究的是一种微妙的境界，一种虚实间的美妙平衡；在阅读过程中，偶尔运气好了，能够窥见古人“镜花水月”的小小一角，仅仅沉醉其中，都会觉得颇为幸运。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当然需要我更多的潜心学习与沉淀，但在再创作的过程中，我也不希望循规蹈矩、照搬前人，而是希望融入自己的独特观点与构思，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解读方式——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连接古今的思考延续呢？我认为，创作的价值不在于加深文学经典被束之高阁的距离感，而是不断寻找它们的普遍性，以启发更多读者的共鸣与思考，这也恰恰是它们能够成为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的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一座丰富的宝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前人智慧，我在创作各类故事时，都会下意识地想到它，并且觉得心安。

20世纪诸多优秀的华语作家也是我的灵感来源之一。他们多数身处在动荡的时代，无论是东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汇，还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都催生出了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民国时期的许多作家，如鲁迅、丁玲、张爱玲、林徽因等，都对我启发甚大。20世纪中后期，许多与我一样拥有海外游学和生活经历的港台作家，如白先勇、三毛、邱妙津、李碧华、黄碧云等，他们笔下的众生百态，曾指引着少时的我去不断思考多元文化间的碰撞和对话，以及它们水乳交融的可能性。虽然我的经历有别于前辈作家们的辛酸坎坷、颠沛流离，但流浪与离散、跨文化语境以及个人身份认同等主题，仍是我目前创作的主旋律之一。从学术、生活到文学写作，正因为见过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作品，才更能对华语作家笔下的无尽乡愁和东方情怀感同身受。

写作多年，不乏有人评价我的风格像“某位作家”，或者有“谁谁谁”的影子。我并不与这类评价较真，也认为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重要的是，人要认清自己的位置，明白其中的异同，并共情理解每个人既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便背负着截然不同的使命与人生追求——即使风格上有相似交汇之处，我们也是全然不同的个体。往往是看似相同的表面之下，更能品味出诸多的不同。写作的意义很多，但绝不是为了“成为谁”。岁月流转，春去秋来，往事早已成过眼烟云，但总要有人去倾听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书写它的起承转合，记录它的跌宕起伏。文学创作于我是一场贯彻人生的漫长修炼，我挥别了少时桀骜不驯的心性，更加明白在岁月常青的文学殿堂前，自己应该时刻怀揣谦卑与审慎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创作。忠于自我，为自己而写，又何尝不是为世间的千千万万人而写呢？

希望《别来春半》能够带给各位读者的，是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温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