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肥梦》算作一个阶段，《铁锈新鲜》算作另一个阶段，我想写出一些不同。

这一念头来自内心某处不时闪烁的绝望，每次面对那么多书和作者，我都会觉得天下的故事和道理都被说尽了，我的书写不过是鹦鹉学舌。

《铁锈新鲜》是我的第二本小说集，趁着对文学的所知有限，不知天地厚的胆子尚在，我想在那种约定俗成的语言模型和宝相庄严的讲述规则里，再挣扎一下。

一

我从结构入手。

我对结构的理解，首先是一种空间感，我想用无数客观的砖瓦搭建起一座主观的房子。我想看看我的主人公，可否在那个既定的现实里活成大家看到的样子，也在我的搭建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风雪夜归》筹划了很久，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出差时的高铁车厢里，在朗朗的太阳底下或某个月白风清的夜里。小邵媳妇、老六他妈、小崔的形象轮番出现，我能闻到她们路过时雪花膏和煤烟混杂的味道，听得到她们走路时鞋底与那个时代的土路的摩擦声。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们内心每一处微澜，她们眉眼生动、举止鲜活，如我的邻里故交般触手生温，同时也似水银一般不可控。她们以各自的形象挪移、折叠、流动、撞击、变形，折磨着我也鼓励着我，我知道我正在获取一种重构的可能。

拯救我的是“夜谭”两个字，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象的参照，我想是《一千零一夜》。少时伙伴聚在一起，酒兴之余，聊起各自记忆里的某个闲人，这些人作为乡野志怪的某一类注脚，参差林立于乡人的口中。也就是说，我写的是一些茶余饭后被随口说出的人，她们可能真实存在，也可能被无数口口相传拼接过、渲染过，直至撕扯变形。那么这些人可不可以是同一个人，在几个人的讲述里，是不是可以隐现出一个人的一生？在最后酒散的风雪归途中，这些人是随着讲述消散，还是重新活了过来？

我不再是写作者，而是席边的倾听者和记录者，甚至于成为事件的目击者。我只需忠实记录即可。

《风雪夜归》的开头写了十几遍，删除了十几遍。站在这十几遍里的人，都没有办法再站在那个轻描淡写又兵荒马乱的结局里。我希望这个结构抑或是空间的构造，能够匹配人物及其命运，因为这一切最终会成为我的态度。我谨慎管理我的笔，我怕在这过程中生出些许同情，变成对她们居高临下的指点。故事敞开幽暗明灭的豁口，我只能远观，我担心一旦走近，被细节所缚，就再也走不出来了。

我写的是在他人的风暴之口动荡的人，是写她们自己。她们与他们同处在一个时空，但却平行不相交，甚至背道而驰。我喜欢这种对立和冲撞，就像废墟上开出花朵，风暴穿越针尖，锈蚀的铁剑匣内，剑气斑斓莫定。

这也鼓励我写就《铁锈新鲜》，我在每个人、每件事上都埋藏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个形状怪异，一个棱角平缓，无缝镶嵌在他人和自己的眼中和心里。我将这两个几何形状，无限复制粘贴，再用空间串联起来，这些单一最后变得繁复，就像火点燃火焰，水消失在水中。我们都渺小如斯，也都独一无二地伟大。

二

我理解的结构，是空间实体与时间维度的交叉支撑。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多年漂泊，对东北这块土地已然陌生了。我好像在躲避什么，偶有旧友提及往事，也漫漶不清，听来像是别人的故事，有恍如隔世之感。这次写作，很多细节被唤醒，那些人和事滚滚而来，泼溅成画，跌宕自喜。我从故乡雪雾弥漫的街道上走过，从烟熏火燎的筒子楼旁走过，从我的邻人师友旁走过。只有我自己走过去，我笔下的人物才能走过去，才能走进迎接新世纪的鞭炮里。

这次写作极痛快，我好像是进入了本雅明说的那种灵氛中，几乎一气呵成。我似乎多少懂得了一点黑格尔说的，人必须从这个绝对的否定性的身边出发，才能开始精神上的远行。

《风雪夜归》是三个故事最后汇聚成河，我有意让三个故事都倚靠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第一个故事里的小邵面临下岗问题，随着全国工业结构调整，东北的重工业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国有企业工厂开始裁员，东北开始出现离婚、盗抢、打工潮等应激现象。李闯的母亲就是南下打工者的一员，李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他最不能忍受别人骂他有娘养无娘教，同时开始恨那些父母都在身边的孩子。有时候爱是通过恨表现出来的。

第二个故事里的“我”在派出所当合同工，是第一个故事里大家公认比较好的归宿。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恐慌，“我”的理想被研磨成一个编制的形状。第三个故事里出现了“严打”的大背景，“我”是卫校刚毕业不久的护士，是我社会理想的化身。我希望她好。

我想写人在时间之海里的游弋，与风雪、游尘、大地、星辰产生不可逆的关系。我们一边愤恨，也一边热爱这壮阔的人间。

三

我尽力写我，但避免写我的事。

好像在一个人的写作初期，总是无法避免以个人经历编织故事。我喜欢人类学家项飚提出的那个观点：关注你的附近。我想写附近的他者，以至于我最想写的那个人，都是通过旁观者的视角去呈现的。比如《风雪夜归》里的母亲，比如《疼痛的秘密》里的父亲，比如《铁锈新鲜》里的少年，比如《西边有座山》里的耿队，比如《夜宴》里的安然。

我抗拒用很文学性的笔法去写人物内心，即便是笔下的人物，我也不愿将其一览无余地交给读者。我写动作，人物的潜意识蕴含在动作里，每个人看到的都可以不同。后来，有读者重读《如山》，从我对刨锛的细节描写里，发现了老姨夫的另一面。我有一种心事被揭穿后的感激。

我想写那种庞大的偶然性，所以在《铁锈新鲜》里，我写了一起不像案件的案件。起码，在这起发生了确定性伤害的事件里，没有人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想要伤害什么。作恶者原本和你我一样，只是普通人，当处于某一临界点后，在电光火石间做出了选择。在选择之前，他平凡如蝼蚁，在选择之后，他不再平凡，但却十恶不赦。

我甚至不想写站在传统意义上正面的一方，讲述他们如何慷慨凛然、处变不惊。我想让双方都陷入到巨大的不安之中，正邪双方在事件最终真相大白前，经历着一样的煎熬。他们一次次在刹那间做出决定，散发出同样的危险气息。

我想写附着在案件上的斑驳人性。我尽量写人的复杂性，尽量写一些人的弱小，以及这种弱小在遭遇某些事件后的突变。我也想写一个人强大的背后，那些刹那间柔软的时刻、怀疑的时刻。我想用软弱写坚硬，用残酷写温情，用个案的偶然去写人类历史的某些必然。

在具体的案件里，我不想写顺藤摸瓜、水到渠成，我想写在事件追索过程中，那些旁逸斜出的部分。我想看事件如何一次次超出逻辑之外，又如何一次次震荡回归到另一套逻辑中，就像小径分叉的花园。

在《疼痛的秘密》里，我写年轻的父亲，比我现在年轻更多。写他的自私、猥琐、世俗，也写他的纯白、天真和光芒。

在文学作品里介入个人经历，无疑是令我羞耻的，我想回到词语本身，回到动作本身，去完成它。我把我从经验的城邦中摘取出来，只要我够坦诚，可以诚实面对我的懦弱、自私、虚荣、浅薄，我才不再是我，我笔下的人物才是各个不同侧面不同时间里的我。我与他们相处，记录他们的呼吸和眉目。

我想写大地上素不相识的人，写他们热热闹闹的孤独，震耳欲聋的沉默，声名狼藉的成功，金碧辉煌的自洽。

我想把自己交出去，交给对面不知道是谁但一定是谁的阅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