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是中国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人物，他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标准，最善于用艺术手法表现重大政治题材，以强烈的个人风格抒写重大政治主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贺敬之在延安时期，就写出了《生活》《行军散歌》《红灯笼》等一批优秀诗歌作品，尤其是歌曲《南泥湾》、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更是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主体性的确立，民族自信心的强劲觉醒，也深刻影响了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井喷状态，他为新中国抒情，为人民放歌，讴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礼赞社会主义建设和时代进步，创作出了《放声歌唱》《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贺敬之因此被誉为“时代歌手”。

贺敬之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政治抒情诗，以中国古典歌赋传统和陕北民谣民歌为根基，融合苏联革命诗歌传统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艺术上独具特色。贺敬之诗歌的抒情性，在于他对于这片土地、人民和新中国的深厚情感，因为深情的热爱，才有放声歌唱。在修辞上，贺敬之将古代“赋颂”的传统发扬光大，文采斐然，激情澎湃而又气势雄伟。另外，他还积极学习民歌民谣。朗朗上口的韵律，口语方言的应用，使其诗歌具有大众化的特点。最典型的如《回延安》等诗歌，就采用了“信天游”的民间抒情方式。这是一种向人民学习，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诗歌追求。这是一种艺术自觉和艺术主动。这是一条新诗的现代化道路，政治上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上融合古今、融汇中西，对新时代诗歌有着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贺敬之的诗歌创作，就有这样的品质。因为有文化自信，他才由衷地赞美和歌颂时代；因为开放包容，才有其政治抒情诗的独特艺术魅力；因为守正创新，才既根植本土和传统，又具有历史格局、现代意识和时代敏感……这些，正是我们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诗歌道路所应该学习的。

（作者系《诗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