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活动的效率和生产力，也不断迭代着世界的多元性与繁复性，当今，我们都处在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中。在科技飞速进步，智能化时代降临的当下，追问人生的意义俨然已经成为现代人最为突出的时代精神之一。人类在运用高科技重建万物的同时，也造出一个“难以驾驭的社会巨机器”。高度虚拟化、网络化的世界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生态，逐渐影响着人与现实世界的种种连接。在这样的境况下，人类应当何去何从？六大刊物近期刊发的新作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并书写着这一现象，以文学之声集束式地与时代之问同频共振。
《江南》第5期推出的留学生小辑，重在关注现代人精神的惶惑、内心的挣扎与自我认同。其中邵宇翾《法戈》极具典型性。随着人工智能的升级，金天成为一名被优化的硅谷“精英”，随后女友小米也与其分手。设计人工智能的人反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淘汰，这是作者颇具意味的安排。金天倾尽所有赴美留学，却在即将跃龙门的当口遭遇冰封，人生奋斗的意义被消解，他陷入巨大的迷茫与无措中。故事的最后，金天放逐了房东的狗——法戈，它奔向自由的身影正是金天内心深处的渴望。“现代性”的降临和时空的“脱域”，让社会关系被重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也渐渐增强。
朱朝敏《鲸鱼沉默》（《钟山》第4期）中的于一念深陷婚姻危机中，他对妻子的漠视致使夫妻之间的沟通出现偏差。爱人间的冷漠、疏离和隔膜是一把把被反复打磨的利刃，一旦出鞘，伤人至深，最终凝结成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在现代家庭的亲子关系中体现得更为深重。倪苡《像风一样》、殷飞《南方隐尘》（《钟山》第4期），以及赵斐虹《寄居蟹》（《山花》第7期）都叙述了现代社会，孩子与家长因为学业问题而精神上备受折磨的现状。在“成绩”这一单向度的衡量标尺下，教育逐渐偏离了“教化育人”的初心，甚至成为追求效用的工具。《像风一样》中无名的主人公与《寄居蟹》中的陈亦歌都在这种高压下失落了求学最初的快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紧张。在这种单一的指标下，在预定好的轨道里，他们的交友、娱乐需求和心理健康都受到了影响。《像风一样》中那只放不起来的风筝，预示着主人公被困住的内心，无名的他正是社会中万万千千青少年的象征，在本应健康快乐的青少年时期，他们的心理却被很多不快乐裹挟。同时，家长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寄居蟹》中的周慧为了孩子心仪的学校，换掉工作，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陪读，失去了“做自己”的自由。《南方隐尘》中的底层女性，同样背井离乡、成为陪读母亲。比周慧更艰辛的是，她们经济拮据。因此在遭逢变故、丈夫失去劳动能力时，为了孩子们教育的继续，她们要付出更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在高速运转的时代节奏中，每个人都像是被上了发条的机器。陈亦歌们度过青春期后，面临的是更残酷的生存考验。屈赳《异客》（《福建文学》第8期）中的张扬，为缓解修改论文的压力前往西藏。赖继《星河坠落》中的唐小楼是典型的“小镇青年”，他曾在笔记本上写下：“城市是座巨大的牢，我们都在试图越狱。”任白衣《许海生的船》（《福建文学》第8期）中的许海生，在充斥着数据、量化的互联网公司中谋生，在24小时待命的高强度工作中患上“晕地综合征”，最终选择离开深圳，回到碣石湾，独自一人在海洋上寻找生命的意义。《长江文艺》第9期推出的“科幻文学专辑”系列作品则将许海生这种“原子化的个人”的状态演化得更为具象。万象峰年在《离开历史之人》中设置了一个“私寓”装置，人在其间可以靠科技的力量自给自足，不需要与他者产生联系。梁宝星的《巴比伦铁塔》中讲述的是战后机器人求生的故事，本质上也是影射着人类的命运。《湖南文学》第8期也关注着这一话题。王威廉《荒岛朋克》中的穿越者赵栋在穿到新未来之后，却在元宇宙的后人类境况下，更为深入地思考着关于自我认同的严肃问题。前往人工智能无法控制的荒岛成为他新的执念，最终他变成了一只海胆，重新获得了与大地和宇宙的链接。《荒岛朋克》可视为一则指涉着人类何去何从的未来式寓言。关于如何让赵栋重拾精神寄托，王威廉给出的药方是让他触摸真实，重新在一个有实感、具体性、确定性的世界中感知自我。
在世界的多元文化中，重铸内心的“坚信”，是现代人精神自我的救赎之道。林晓哲《缓慢生长》（《江南》第4期）、许玲《地下生长》（《江南》第5期）正是秉持这种坚信的范本。支撑着林德成和赵巾铎这对夫妻在历经战乱的动荡、改革的波澜、市场的沉浮后还能够把生活过得愈发红火、有滋有味的，让维权老人江月娥和艰难度日的小夏能够愈合创伤、滋养新绿洲的，正是他们对孝与爱的坚信。这种信念给了他们向下稳稳扎根、向上缓慢生长的力量，他们勤恳而朴实地着眼于当下实实在在的生活，不去设想太多漂浮于“附近”之外的虚空，反而于无意中获得了形而上的精神滋养。
在这样一个“快”时代，汲取《缓慢生长》中那股“慢”下来的力量，或许才能增强人内心的弹性与韧性，让我们重建自我与他者的联结，重建与“附近”之间毛茸茸的生活质感，重新体会人性本真的美好。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那样，在共同体的合力中寻找不确定性世界中的安全感，因为个人主体的意义正是在与周围事物的相互开放、彼此承认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证。当下，重新建构起值得坚信的意义和价值，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在值得坚信“框架”中，人才得以安顿自身。这不仅是现代人走出精神困惑的救赎之道，也是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必然指向。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