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 翔
《苍生大医》的作品开篇写道,“与人类纠缠三千余年的麻风病,遇到了57岁的李桓英。”这是一句文学化的表达,它所要带出的是本书的主人公李桓英此生最重要的成就——她在57岁——一般人已经或准备退休的年纪,选择迎难而上去攻克已经困扰了人类3000余年的麻风病,于是有了这位“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非凡的后半生,尽管她的前半生也已足够精彩。
2022年6月,34岁的李琭璐终于在友谊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101岁的李桓英,此时,距离后者离世不足半年。写作者需要攻克他的书写对象,对于传记纪实作品,“攻克”指的是接近、熟悉、理解传主并在文字中再现其形象,使人物的精神生命凭借文字得以延续,甚至永存。所以,这次会面无疑是珍贵且重要的,李琭璐与她的书写对象有了近距离的亲密接触,一些从案头材料中获知的信息有了真切的实感。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对于年轻的李琭璐而言,李桓英的人生是一本深奥的大书,想要读懂并非易事,非医学专业出身的她需要同时跨越专业的壁垒和时空的距离——两人的年龄代际差距甚至超过了三代。
李琭璐是带着疑问走近李桓英的世界的——她为何放弃了待遇优渥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工作,毅然辞别了定居美国的家人而选择回到中国?她是如何走上麻风病防治这条艰难之路,又如何在这一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她为何在90多岁高龄递交入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生活中的李桓英是什么样女性,她为何终身未婚……李琭璐恪守纪实作品的写作伦理,行文中没有主观臆断或揣测,也放弃了所谓“合理的想象”,她严格凭借扎实的案头工作和大量采访,通过个人的理解,深入把握书写对象——有丰功伟业,也有日常工作;有重大人生与事业选择,也有做出选择后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持;有可写入人物年表的大事记,也有从采访中捕捉到的蛛丝马迹。通过这些,她试图为疑问找到答案,也引导读者去阅读李桓英的人生答卷。
如书名所示,李桓英无愧“苍生大医”之名,在我读来,本书至少从三个方面把握住了这位“大医”之大。
其一,怀救苦之心,医术精湛,医德崇高。20世纪50年代,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李桓英回国后便参与到当时尚属起步阶段的麻风病防治研究组,并且不惜以身犯险,在自己身上进行抗原效果试验。20世纪80年代初,她到麻风病较为严重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创造了用两年时间治愈麻风病的医疗先例。由此,她把云南作为自己长期工作的重点,通过逐个调查和仔细诊断,进行药物试验和快速治疗,助力云南消灭麻风病的工作。有两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她与麻风病人的“亲密接触”。李桓英不穿防护设备进入麻风病村,走进麻风病人家中,与他们握手,甚至拥抱。在检查中,李桓英会把病人的鞋子脱下来,帮他们看脚,还仔细检查鞋子里是否有异物。有一次,她甚至鼓励考察工作的官员也摸摸患者的鞋子,与患者握手。她的亲身示范是为了破除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恐惧,因为麻风病人的痛苦最主要不在于疾病,而是社会的偏见。因此,李桓英不仅要医治病人身上的疾病,而且要医治他们精神上的创伤,让他们重新感受人间的温暖,并且创造条件让他们能自食其力,重新回归社会。二是麻风村往往山高路险,李桓英却不顾危险和辛苦,常年跋涉在救死扶伤的路途,直至高龄仍未停歇。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李桓英直接把实验室搬到了麻风村里。在崇山峻岭中穿梭,她经历了双侧锁骨断裂、四根肋条骨折、多次翻车翻船,近70岁时遭遇严重车祸,她却开玩笑说:“按我坐车的概率,也该翻了。”这句玩笑背后是李桓英一心为了患者而不顾自身安危的大医之德、大爱情怀,是把科研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科学实践精神。
其二,大时代中的爱国主义情怀。李桓英百年传奇人生跨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近现代到当代的历史变迁,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到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无数能人志士,他们前赴后继,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牺牲奉献。李桓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遇到这个时代,也是李桓英的幸运。”在《苍生大医》书中,作者始终将人物置于她所处的时代中,将其作为一位大时代中的典型人物来塑造。比如作者并不是一般性地介绍李桓英的家庭出身,而是特别写了其祖父山西名宿李庆芳的事迹。李庆芳生前经常给李桓英讲起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将一颗爱国的种子埋在她幼小的心中。1940年,李庆芳被日寇掳走软禁40余天而病逝,至死不屈。这国仇家恨与祖父坚贞的民族气节、高尚的爱国情怀一同深深刻印在李桓英心中。后来,她受钱学森的感召回国,也铭记着祖父的教诲,背后是受同一种爱国心的驱使,“我深深地感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我。”她回国后参与了消灭性病、消灭头癣、防治麻风病等工作,其“做万人医”的志向与新中国曾经落后的公共卫生状况和人民医疗水平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同样的,医之大者,为国为民。李桓英将自己全情投入一份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至死不渝。
其三,一个伟大的女性。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为了纠正一度书写英模人物的“高大全”“完美”化之弊,开始注意写人物在非凡中的平凡,在美好之外的缺憾,以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但这一写作趋向习以为常,走向极端,也容易把“大人物”写“小”了,把人物的境界写低了。为让读者了解到一个较为全面的、血肉丰满的李桓英,《苍生大医》一书在细节上下功夫,如写李桓英休息时喜欢关在家里听音乐唱片,习惯自己到小区超市买水果,每天吃一只苹果;写工作中的李桓英性子急,容易发脾气,对身边的人要求严厉,让同事特别是年轻人有些心里发怵;在生活中李桓英也有体贴的一面,很喜欢小孩子……这些细节旨在挖掘李桓英作为“常人”的一面。但可喜的是,作者最终仍将李桓英呈现、塑造为一个非凡的女性——她独立自强,绝不依赖他人;她事业心强,惯于主动出击,她对工作有如火的热情,感染和带动着身边的人;她直言快语、特立独行,即使在特殊年代,也没有丝毫的伪饰。她是有着远大抱负和强大生命力的现代知识女性,她身上那些不同常人的行为、性情、选择,皆围绕着她对科学、真理、理想的执着追求,并且最终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女医学家的精彩人生。我想在李琭璐的倾情书写中,也有着同为女性的她对现代知识女性价值追求的理解与认同。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