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难题”带来的思考
“谁人不是高加林，谁曾不负刘巧珍”——恐怕是大多数读者未必说出口的一句心里话。每位读者在阅读《人生》时都有基于不同历史经验的代入感，但总难免以这样矛盾的态度打量高加林和我们自己。一个“负”字标举了良心，是在现代版陈世美故事里表达忠贞与责任，在追求个人实现的价值版图里留存自我审视，将高加林与我们切割，把他的“命运悲剧”归结于“性格悲剧”。但“谁人不是”，又预备好了某种自我开脱，是共情于令高加林不平的社会现实，是以经不起考验的人性为名，带着告别纯真的伤感和一点犹豫与悔恨，在“正确”计算得失后，作出人生选择。
四十多年过去了，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难题”仍在，并且不再是专属于农村青年的进城故事。在一本有关“小镇做题家”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中，作者谢爱磊就在前言部分提到了路遥。如果说在《平凡的世界》所勾勒的奋斗故事里，“物质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的幸福是克服身份制约、实现社会流动的双重注脚。如今，社会面貌和阶层跨越者的流动故事又是另一番图景。物质方面的进击并未一定带来精神的富足。”研究者注意到，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名校生虽然看似靠“学业”实现了向上流动，经济上基本自足，却仍然承受着难以融入的情感压力，面临着持续“改造自己”的焦虑。他们都在以一种或戏谑、或无奈的方式，续写着高加林的故事。
这种“不过时”，首先当然是因为路遥着意于“寻找社会生活中矛盾冲突比较尖锐的部位”。他用“社会的断层”一词形容转型期的中国，“旧的正在消失，新的正在建立。消失的还没消失，建立的也还没建立起来”，“不论生产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意识都处于过渡、转折、斗争、矛盾的这种状态”。这也是路遥所说“交叉地带”的涵义。《人生》看起来只是一个由爱情抉择生发道德训诫的故事，但其实有更丰富的内涵。
《人生》题记引自《创业史》，但柳青笔下改霞进城支援工业化建设与梁生宝扎根农村互助合作最终达成的矛盾统一，在《人生》中再度被还原为未解的“赵树理难题”：是农村知识精英流失与本土转化的困境，是如何消灭三大差别、改变传统名利观的难题。当高明楼以权谋私让儿子顶替了高加林民办教师的位置，当高加林到城里担粪被同学张克南的妈妈言辞侮辱时，《人生》开篇就写出了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路遥明确说要“给习惯了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路遥一面看到了高加林渴求自我实现的合理性，一面又为他“于连式”近乎以恶抗恶、迫切从生养他的土地上剥离出去的野心感到不安；他召唤保尔·柯察金式的崇高精神，想要以巧珍“金子一般的心”与德顺老汉关于劳动的教谕“稳”住高加林，但又在高加林最终带着内疚之心返乡的结尾一章标题下注明了“并非结局”。虽然《人生》首先表现的是1980年代初农村的改革，但其意义更在于揭示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动力机制与实践、理想之间存在的冲突。
除此之外，新的时代感觉又在发明新的读法。如今再看高加林寻求自我实现的道路，问题倒不是“走后门”，而是不挑战既定模式的竞争。《人生》中频繁使用了将外在装扮与身份意识关联的人物塑造法。比如高加林被迫回村劳动时，刻意穿上一身最破烂的衣服，拼命把自己“化装”成个农民。路遥这样写，是为了突出高加林与农村的格格不入，让人思考乡村现实无从安放高加林对高级文化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当路遥写到高加林希望巧珍穿上那件米黄色的确良短袖，用一块红头巾把巧珍“装扮”成一张外国油画上的漂亮姑娘；当高加林进城之后，又必须按照黄亚萍的审美观点被“打扮”一番，穿上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和天蓝色料子筒裤，提前“实习”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即便路遥只是着眼于恋爱中的关系，也在必须以物质标识身份等级、文化趣味的无意识中，写出了“脱不掉的出身”。高加林的雄心勃勃打破了城乡区隔对个人向上流动的限制，但他最终只是从生活的外形上占据了一个城市中的位置。
相较路遥写作《人生》的1981年，如今，各类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乡村振兴战略凝聚返乡人才等现实状况的改善，似乎足以支撑高加林们走出不一样的路，但我们并未摆脱高加林故事引发的不安与困惑。路遥不仅凸显了单单依赖经济主义逻辑、着眼于“发展”的制度设计并不能完全解决精神伦理方面的问题，路遥在《人生》之后对高加林命运的“重写”与追问，也为我们留下了路标，如何在时代中活出不同的人生？
寻找“罗曼蒂克”
“幸福”一词在《人生》中共出现了十七次。幸福感究竟如何而来？回想起19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路遥的创作无疑回应着时代命题。路遥对青年人的苦闷是有切身体验的，写作《人生》期间，路遥正揪心于弟弟“农转非”的工作。路遥也敏锐地察觉到，不能将青年人的狂热与虚无简单归因于“文革”。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赋予个体新的活力，青年人迫切的意义感追求才格外需要新的、稳固的支点。
然而，理想主义的老调重弹是否可行？
《人生》成功之后，路遥在许多场合都提到当时社会上大兴“讲实惠”的风气，甚至想专门写一部题为《寻找罗曼蒂克》的小说来反映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会中，罗曼蒂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想想战争年代，那时候男女青年有什么物质的享受？但他们那么年轻，有的人在二十多岁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一种理想，为一种精神，而使青春激荡。”虽然路遥没有写成这篇小说，但《人生》同期涉及青年题材的作品都在探索这种罗曼蒂克精神的构成及可能。
《在困难的日子里》副标题是“一九六一年纪事”。在这部准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马建强险些因贫困辍学，在主要由干部子弟构成的“尖子班”里遭受歧视与冷遇；但路遥的叙述重心是“友爱”，是乡亲们凑“百家姓粮”供他读书，是老师的关心和同学间跨越阶层的友谊。这些都是路遥的亲身经历。他有意强调故事发生地是党群关系开展很好的老根据地，干部子弟吴亚玲和郑大卫的父亲都是战争年代的革命军人，由此才有结尾师生合唱《游击队之歌》继承“父兄们”的革命精神。小说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书目的出现，也是在调动红色经典构成的集体记忆。如果说这些还是在外部环境及历史资源上支持人物的理想性追求，那么路遥对马建强心理活动的描写，则试图在人的意识能动性层面，说明人何以能在困境之中仍追求心灵的高尚与美好。马建强因屈辱感而分外严厉地要求自己，最终通过发奋学习和拾金不昧的品德赢得了尊重；他因强烈的自尊心把一切帮助视为怜悯，显得脆弱和乖戾，却也因为这种极度敏感，能够更自觉地去反省自己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去成就别人。贴着人物性格、心理动机及行为逻辑去把握现实，这种被称作心理现实主义的写法，以及向历史中探求可继承转化的理想主义资源，都成为路遥让罗曼蒂克精神生根的着力点。
《你怎么也想不到》继续《人生》中进城故事与爱情故事的矛盾冲突，分别以薛峰和郑小芳这对昔日情侣的视角讲述二人毕业后分道扬镳的人生选择。薛峰为了实现自己的诗歌理想留在城市，成为一名文学刊物的编辑；郑小芳则志愿去建设比家乡更贫瘠荒凉的毛乌素沙漠。两人身上都有路遥的影子。薛峰的文学梦与编辑身份更贴近路遥，但路遥用反讽的语调写这个以趣味区隔阶层的“文学圈子”，以薛峰和城市姑娘贺敏间不对等的关系，让薛峰一再反省作为农民的儿子无法割舍的乡土情。郑小芳的人生观则直接继承了革命理想主义教育，表现为为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命运奉献的精神。“毛乌素情结”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真实的扎根故事，是上世纪50年代带领公社社员十年栽林二十亩的牧羊女宝日勒岱，是1974年开始扎根大漠的陕西榆林市补浪河乡女子民兵治沙连，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农校毕业投身家乡林业事业的徐秀芳。1983年，路遥同样北上毛乌素，以“沙漠誓师”“餐风露宿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形容自己如何斩断过去取得的成绩，从浮躁中转向更高的追求。
路遥对两个青年人命运的处理都比《人生》更进一步，在“返乡”之外思考知识的用途，然而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又隐含了新的问题。薛峰认为自己应该作为一个诗人去漫游，而不是成为土地上永久的居民，但乡村会不会只成为诗人笔下的风景？郑小芳认为人总不能为了得到感情上的满足而背叛生活的原则，但“生活往往不能如人愿的遗憾”，又如何才不会消磨掉劳动与创造的激情？
可以说，路遥在《人生》之后一直在“重写”《人生》。《痛苦》中的大年因高考落榜被小丽抛弃，又在复读考取大学后，反省自己只想在小丽面前证明“莫把人看扁”的报复心理；《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不惜离开丈夫孩子也要嫁给教育局局长卢若华，最后才在精神富足与生活富裕、家庭亲情与个人私欲的心理斗争中痛改前非。尽管从题材角度看，路遥聚焦的仍是城乡差别中的青年出路问题，但他更意在用高加林式“脱轨”的人物，去测绘时代转折中的人心世界，在小说中重新安排被动摇了的价值规范与伦理秩序。
相较《人生》中叙述者对高加林既同情又忧虑的态度，路遥在这些作品中更坚决地表达了他的道德理想。但这一阶段尝试没能像《人生》那样获得广泛共鸣，又凸显重构理想主义的难题。挑战在于，如果作家不能夯实人物心理意识与时代、社会条件之间错综复杂的中间环节，从中确立人物命运和现实生活如是发展的可信性，小说中的历史回响和价值信念就只是作家一厢情愿的道德说教。
而《平凡的世界》要突破的正是这一点。这也是“柳青传统”之于路遥的意义。能否像柳青一样一手拿着显微镜，一手拿着望远镜，将对生活细部的逼真描写与史诗式的总体性追求结合起来，将对某个人物人格理想的描绘与对社会整体性发展的勾勒关联起来，这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风格问题，还决定着“寻找罗曼蒂克”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还是可以经由文学对现实感的重构，去真正改变个人与世界之间伦理和行动的关系。
从“普通人的道路”到“世界之路”
关于《平凡的世界》题目的由来，有着三种说法。一是《黄土·黑金·大城市》，对应路遥原定写作计划中孙少平进城的路；二是海波回忆路遥原本要借用他的题目《走向大世界》，但觉得太过张扬，不如“平凡的世界”平稳、大气；三是《平凡的世界》卷一26-28章曾初刊于《延河》，“编者按”称其节选自长篇小说《普通人的道路》。
重心落在“平凡”与“普通”上，俨然确立起与《人生》不同的基调。一方面如孙少平所说“普通人并不等于平庸”“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路遥在孙家兄弟身上开展出了与高加林截然不同的生活哲学。另一方面，套用巴赫金关于成长小说的理论，“人在历史中成长”，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进程，“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是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平凡的世界》一边廓清1975至1985年这十年间的社会变迁，一边写新人的成长问题。新人所具备的素质因而不仅仅是作家理想观念的投射，更来源于现实本身所内蕴的自反性力量。
可以从许多角度谈《平凡的世界》对《人生》的改写。其中关键一点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高加林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在他实现自我价值的进城道路上，农村代表着愚昧与落后。《平凡的世界》中乡村则是具体的、历史的。比如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被“拿”掉，是因为乡村权力的滥用，作者意在为高加林的反抗增加合理性；孙少平失去教师职务回家种地，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各家劳力不足，学生辍学务农，隐含了农村改革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可能造成新问题这一重要历史信息。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并不急于在文明与愚昧的新启蒙话语中审视乡村，也不满足于表达乡愁，他更意在深描从“革命”到“改革”，乡村在家庭结构、政治组织、经济运作、人情世故等方方面面的常与变。因此，虽然双水村的贫瘠闭塞也压抑着孙家兄弟的精神追求，但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家庭以及乡村内外形成的人情纽带，会在制造困扰的同时，也成为他们自我实现道路上的助力乃至不断调适其价值追求的回心之力。
当孙少安辍学务农甚至放弃与润叶的感情时，是作为长子对一家人的责任，让他不后悔成为农民。当孙少安的砖窑厂生意红火起来后，贺秀莲因为负担重而闹“分家”，路遥一面敏锐捕捉到农村改革带来的活力与问题，一面又马上通过破产的情节，让少安体会到家人如诺亚方舟一般共度时艰的温暖。当孙少安因雇工感到政策支持下农村出现贫富分化时，从朴素的乡亲意识升腾起帮扶贫弱的责任感，从“为利润”的扩大再生产转向“共同富裕”的集资置业，从“夸富会”到建学校，更凸显路遥试图用从“小家”到“大家”的情感联结，给改革初期小生产者的发家致富安装一个伦理道德的基座。
同理，尽管孙少平代表了对乡土社会的背离，但路遥也始终强调家庭以及底层出身之于孙少平成长的意义。例如卷一25章写到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知识启蒙，当他在阅读的精神满足中感到阶层的束缚时，父亲孙玉厚突然找来，因少安去山西娶亲，需要少平回家添一份劳力。正是这一次回村遭遇“抢水事件”，把孙少平从个人的精神熬煎转移到与同村人休戚相关的命运上来。而少平为自食其力和供养妹妹上学成为一名揽工汉，更逐渐翻转了最初与田晓霞之间被启蒙者与启蒙者的关系。田晓霞原本认为世俗生活必然拖累精神追求，孙少平却反过来“教导”了她，“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他们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孙少平“苦难哲学”的核心是劳动，就像孙少安的“劳动”致富，并非仅仅是物质匮乏中的励志或隐忍，也不是核算劳动报酬后对人的定价，而是通过劳动去过“具体的生活”，去体认芸芸众生虽平凡却伟大的努力，再从中确证自己的尊严感与自豪感。当孙少平对妹妹说出“永远不要鄙夷我们的出身”时，《平凡的世界》完全扭转了高加林证明自我价值的方式。高加林的世界要么是他的负累，要么是有待征服的领地，孙少平则不再将占据这世界中的某一个位置作为人生唯一的目标，而是不断在世界的游历中让自己通往生命的未知与可能。
《平凡的世界》仍在“寻找罗曼蒂克”，但相较最初从《人生》“后退”的努力，一方面，路遥更着眼于细致描绘社会转型过程中情感结构的变化，从中汲取有助于建设理想社会的文化资源，如传统乡土社会重家庭、人情的礼俗规范，强调集体主义与平等诉求的革命伦理，以及尊重个人权利与日常生活价值的新时期意识。另一方面，路遥更自觉地把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放到一个可转化的位置上去，看他们如何能在对他人、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反思中，不被一时一地的经验、情绪所困。
例如，当少平到诗人贾冰家去，贾冰的爱人“看来相当不欢迎他这个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冰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这家人已经不知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天长日久，自然会生出点厌烦的情绪来”。再如，《人生》中写到高加林的几次改装都是对其身份意识的表达，《平凡的世界》中也写到“换装”，却是为了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贴。润叶特意换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罩衣，因为“她知道少安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她的衣服要叫他看起来不拘束才行”。少平去找金波前“先收拾和‘化妆’一番”，不想自己揽工汉的“破烂行装‘惊吓’了他的朋友”，而当他见到金波一身工装、弄乱头发，立刻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他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为不刺激他，才故意换上这身薄衣服，显得和他处在一种同等的地位”。
《平凡的世界》中有许多类似“将心比心”的细节描写，使得人与人之间有可能超越物质差别、阶层隔阂，在思想、情感上彼此尊重、达成平等。如果说高加林的敏感，体现在他始终沉浸在自己委屈、愤怒、痛苦、喜悦等多种情绪交织的风暴之中，那么孙少平等形象同样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则常常是“由己及人”，因而能够更加辩证地去把握现实中所遭遇的不理想状态，以互相支撑而非竞争、冲突的方式寻求对现实制约的突破。
正是人与人之间互通的普遍情感，成就了《平凡的世界》里那些格外动人的段落。如卷一第九章，孙玉亭为完成批判会的任务，把憨老汉田二拉来。即使是孙玉亭这样有点自私、做出不少荒唐事的人物，路遥也耐心、细密地去写他的心理活动，写人与人之间自然而发的同情。当孙玉亭看到田二父子与自己一样冷得索索发抖，“一种对别人或者也许是对自己的怜悯，使得孙玉亭心中泛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他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对这父子俩说：‘快走吧！’”“三个穿破烂棉衣的人一块相跟着，回田家圪崂去了……”这种普遍情感并不全然来自路遥对人性的美好期待。如同少安结婚时，孙玉亭不忘请侄儿夫妇到家里吃顿饭，连少安都禁不住感慨，“以为二爸只热心革命，把人情世故都忘了，想不到他还记得这个乡规”。路遥始终不忘在人心中写历史，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层累，也就能成为人心转变与重构的现实依据。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由对高加林命运的疑虑，构筑起了让罗曼蒂克精神落地的方案。若以后见之明来看，无论是对劳动者尊严的确证，还是对现代知识教育的肯定，时代发展中的困境都越来越溢出路遥的乐观信念。如果说潘石屹们还曾经以“励志型”读法从《平凡的世界》中获取精神力量，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那么当读者越来越感到小说中“理想的世界”“纯真的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距离，当读者越来越难以被苦难的崇高美学所感染时，对于路遥提出的“寻找罗曼蒂克”的功课，时代的确在召唤新的答卷。
而当有读者认为《平凡的世界》只是“凤凰男精神指南”时，又令人震惊这种读法背后对社会问题和人的双重简化，让人感慨究竟是路遥的作品“过时”了，还是我们不再相信世俗生活中的任何理想主义追求？
文学是否还能够重筑我们透视现实的眼光，照见“人”的可能？毕竟这曾是路遥对文学的信念。写出普通人的道路，也就是在写理想中世界的创生之路。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