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认识路遥到他去世的20多年里，路遥在我家里生活的时间比他在自己家生活的时间还多。

有一年，大年三十那天，他和妻子林达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和他大妈一起过年。按陕北的乡俗，正月初一是不出门的。可是，路遥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正月初一吃过饺子，就用自行车带着林达来到我家，一来就不走了。

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1975年我也从延川调到了延安。每逢周日，他常常来我家吃饭。后来他分配到《延河》编辑部工作，那阵子编辑部经费困难，他到延安的出差吃住都在我家里；后来他当了专业作家，来延安地委可以安排住宾馆，但路遥不爱吃宾馆的饭，每天中午11点左右就上我家来了，我们家的饭小菜、小调料比较多，他已经吃习惯了。

1970年，我和路遥在延水关古渡前照的这张照片，是诸多报刊、电视台发表最多的一张照片，也是路遥最喜欢的一张照片。那时我29岁，路遥21岁。两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以黄河大峡谷的万年岩层和滔滔黄河为背景留影，应该说它饱含着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

这是一张自拍的照片。有人说那张照片是路遥站好后，由我支起三脚架拍的。1970年，我还没有奢侈到拥有三脚架的地步。我们用几块石头垒起来个台子，高了就拆下去一块，低了再垫上一块。路遥站好后，我赶快压了自拍快门。

1992年9月5日，路遥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转到西安西京医院治疗。转院前夕，路遥特意要我将那张合影放大一张给他。这张照片陪伴他走完生命里程中的最后71天。

扛着“优胜红旗”走向全国文坛

还记得，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曾与上海的主持人曹可凡聊起：“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其实，路遥后来在《山花》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优胜红旗》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后来被《陕西文艺》创刊号选用。路遥就是扛着这一面“优胜红旗”，一步步走向全国文坛。

论年龄，路遥的母亲年长我8岁，我又比路遥大8岁。大概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我认识了路遥。他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陕北后生。初涉文坛的路遥，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是他酷爱读书、刻苦学习。终于从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专业文学创作者。

20世纪80年代，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塑造了马延雄这样一个坚定的官员，应该说这是路遥第一次获奖。随后不久，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继而又改编成同名电影，许多人预言路遥不可能再有作品超越《人生》，路遥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一定要超越自己，所以他用了6年功夫创作了百万字的文学巨著《平凡的世界》。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路遥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但他活着的时候拍摄的影像资料很少。只有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拍摄过30多分钟的影像和录音，分别用在诸多电视片段之中。

和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平们一起生活

路遥确实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对整个社会人生充满斗志；路遥是个顽强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其他许多事情。他说人生不可能都是完满的，一定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是一个参与意识很强的人，但是他选择的事业，决定了他必须孤独地生活在虚构的那些故事里，和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平和田晓霞们一起生活，一起说笑，一起梦幻，一起追求。

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做的准备工作非常扎实，他翻阅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和《延安报》。这十年间，延安出什么事、世界有什么事影响这块土地，他都要了解。路遥翻报纸翻得手都破了，还接着用手背翻书。

路遥曾在铜川煤矿、榆林招待所、延安宾馆创作这部小说，最后在甘泉县招待所完成了全部的创作。他曾对我说，他的生活艰苦而孤独，不仅吃冷馍夹咸菜，常常还有一个老鼠与他为伴。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写完后，评论界并不十分看好，甚至有人说，想不到写出《人生》的作家路遥，竟写出《平凡的世界》这么糟糕的作品！那时正是西方意识流冲击中国文坛的时候，现实主义被认为是过时老化了。所以他们对《平凡的世界》不看好。但并不是所有评论家都持这个观点，曾镇南曾对我说：“谷溪，我读了很多中国当代小说，我以为能载入文学史的第一部小说，就应该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坚定地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完成了《平凡的世界》。他在写作道路上是异常顽强的，对待自己的病痛，也是一条好汉。路遥患有肝硬化腹水，疾病逐步恶化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他忍着剧痛完成了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作品完成的时候，体力也近乎耗尽了。

在路遥诞辰75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纪念他为中国文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路遥是与人民大众心心相印的，他获得了“改革先锋”的称号，是一位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

（作者系路遥好友、延川《山花》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