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小篇《我写贵州山水》，发表在《新民晚报》上，上海的一位读者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
“看完你写的这篇，我一定一定要再去一次贵州。”
这位读者是个身居要职的女干部，接着她又意犹未尽地补充了一句：
“叶老师写的不仅是贵州，也是自己的青春呐。”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句话，觉得一下子被她的这句话打动了。我一边发微信向她道谢，一边加了六个字：“你真的很敏感。”心里说，她岂止是敏感，看文章的眼光还十分犀利。很少有读者从我写的小散文中读出我的内心。她回了微信解释：“我妈妈也是知青，到大兴安岭。她也常常说起那里的树木森林、蓝天白云，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她在说她的16岁。”
哇，原来是这样！她是从我写贵州山水的文字中，读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曾经度过的青春岁月的感情，对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的感情。
似乎是一晃眼的工夫，我和贵州结缘整整55年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真是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
今年春节年初四那天，砂锅寨的杨村长邀请我去他家里过年。他说，叶老师这些年，年年都回贵州来，但大都是夏天来的，冬天从来没有回过砂锅寨。冬天好玩哪，一是农闲时节，二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你和他们都可以摆摆龙门阵，听听他们讲打工生活的辛酸、打工的不易。
我让孩子开车，在年初四送我去了小杨家。砂锅寨是我插队落户当知青10年7个月的村子。
1969年4月3日的傍晚，在一帮老乡大人娃娃的簇拥下，住进茅草房的情形，仍历历在目。1979年10月31日，我办理了所有的户口迁移手续，把关系转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告别砂锅寨，走上门前坝小山冈，转身凝望这个村落的情形，同样时常涌上我的心头。
转瞬之间，竟然整整55年过去了。小杨村长的父亲，当年也曾是我教过的学生，在他家火炉边坐定下来，不一会儿就围起了团团一屋子的人，年长的农民讲故事，讲我们几个男女青年在砂锅寨生活、劳动的细节；年轻些的农民就讲他们今天的故事——外出打工时难忘的经历、回到山乡的感慨。镇上正在春节休假的干部闻讯来了，当年和我一起在耕读小学教书的石老师也从砂锅寨下边的大坡脚上来了。石老师今年90岁了，我们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教书时有好些共同语言。但他现在已是高龄老人，我事前给小杨打招呼，不要让他走这么长的山路过来了。但是小杨说，我不跟他说，事后他一定会发脾气，训斥我。不要紧的，我们有年轻人陪着他，并且把他安全送回家中。
于是，吃过晚饭又坚持摆龙门阵，一直聊过了十点后，想到要开回省城贵阳，还有一个多钟头，我才和砂锅寨的老少乡亲依依惜别。这天夜里，回到我的驻地，已经过了12点。
平时到了这个点，我已经睡熟了。但是年初四这天夜里，我睡不着。砂锅寨的10年7个月插队落户生涯，只是我与贵州结缘的55年来的五分之一，也只占了我实际在贵州生活20余年中的一半。但是这第一阶段的10年7个月，让我真正懂得了山乡里的各族农民，懂得了农村，懂得了栖息在这块山地上人们的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打发着人间的白天和黑夜。
正是在砂锅寨的劳动、体验、思考和写作，使我在这块土地上成了作家，调进了作家协会工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当上了文学刊物《山花》主编。这一段人生又让我认识了省城的社会，在人大代表团里，在当选为青联副主席的十多年中，我又认识和接触了各界人士，和他们交朋友、谈家事，并且借着慰问、采访的机会，几乎走遍了贵州全省的山山水水。
直至1990年夏日我调回上海，这一阶段可以视作我和贵州亲密接触的日日夜夜，我已习惯了贵州的冬夏春秋，无论是湿冷的冬天，还是温暖的春日，我都觉得生活得安逸自在。
1990年初秋，由于我母亲患白内障，术后效果不好，双目几近失明，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批准了我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自那时到2013年，可以说是我的贵州情的第二阶段。那些年里，我一直记得贵州有位老领导说的话：“回到上海，你的生活一定更加安定了，但你要记住，工作的同时，仍然要继续写作，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
虽然我对上海新的工作有个适应的过程，但在上班之余，我仍坚持把在贵州开了头的《孽债》写完了，并且陆续完成了其他长篇小说，如《华都》《上海日记》《缠溪之恋》和《问世间情》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只要写到农村，都会有贵州元素。我在写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将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相比较。都市生活自然以上海为主，而农村呢，总是会和西南山乡有关，和贵州有关。
还有一件趣事，由于上海作家协会机关在市中心的一幢名为“爱神花园”的别墅楼里，较为好找，经常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贵州老乡来找我。门房的一位老同志，也是农场退休的一个领导，给我开玩笑道：
“要不，我们在作家协会牌子旁边，加一块‘贵州第二办事处’的牌子吧。叶老师，来找你的贵州人太多了。”
2013年末、2014年初，我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空闲的时间多了，几乎年年夏天，我都回贵州度过。一来是参加省里的文学、文化活动；二来爽爽的贵阳能使我静下心来，写作一些新的作品。远的不说，仅2019年以来，我就写出了长篇小说《九大寨》《晚秋情事》《魂殇》《婚殇》《恋殇》。这几部书，几乎每一部都是在上海写出了开头部分，遂而到贵州完成的。当然，也有在贵州开了头，后来在上海完成的。
也是在这十几年中，我有意识地走遍了贵州的9个市、州、地区。记得66岁那年，《人民日报》邀我写一篇新年展望的文章，我写了：66岁，走过了贵州省里的66个县。到今年为止，这数字已经增加到了79个。需要说明的是，我讲的到过这个县，指的是在这个县里住定下来，采访过和参观过的县、区、市，如果仅仅是路过，88个县、区、市我早到过了。
我的身份是小说家。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长篇小说《蹉跎岁月》被评为“新中国70年70部典藏”；2021年，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被评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百部红旗谱”，誉为红色经典。
实事求是地说，这两部作品的创作，都和贵州有关系。《蹉跎岁月》不用说了，那是根据我在贵州山乡插队落户10年7个月的生活体验写出来的。《巨澜》三部曲，其知名度不如《蹉跎岁月》和《孽债》。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也曾出版过6个版本。每一次再版，无论封面怎么换，内容简介或是提要中，都会重复出版时的这句话：“……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
55年过去了，人生不可能有第二个55年。近些年来，我来到贵州，目睹了山乡里的巨变，目睹了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由衷地为包括砂锅寨在内的乡村巨变而喜悦和高兴。亲眼看着砂锅寨上近年来在宅基地上新建的三层楼、四层楼，甚至五层楼的房子，走进院坝，遇到当年一起在田坝山坡上劳动的老人含饴弄孙、享受晚年的画面，我几次都在心里问自己：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所有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变化，都是真的，故而有感而发，我写下了共计有200多篇和山乡有关的风情散文、民族散文、人文散文、山水散文，出版的散文集也有好几本了。我相信，这些印成书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只因这些文字里饱含着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贵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