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业

人与机器的关系，一直是科幻叙事中的重要主题。在西方经典科幻中，人机关系的基本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人类作为机器的“造物主”，机器作为人类的“造物”；二是人机之间形成共生关系，机器介入、改造人体，生成人机混合的“电子人”。第一种模式充满了危机与张力，人类将机器工具化，一旦机器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工具的身份，人机之间便会产生矛盾。如阿西莫夫的《正电子人》等小说中描绘的那样，一旦机器具备自我意识，甚至渴望拥有和人类相同的主体性，人机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而在《海伯利安的陨落》等作品中，智能机器甚至会反过来控制、设计人类，成为“造物主”般的存在。第二种模式下，机器与人类相互建构，形成人机结合的“赛博格”形态。以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为代表的赛博朋克小说就描绘了人与机器的界限是如何被打破的，这很大程度上预见了当代人机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人机关系书写方面，同样围绕着上述两种基本模式展开探索，然而许多作品又各有自己的独特诠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文科幻作品中，常见的人机关系书写是：将机器“工具化”，作为人类操控的“假体”。肖建亨《奇异的旅客》中的机器人可以切换男女声音，眼睛是摄像管，耳朵是拾音器，把声音图像传回后台，由值班人员回答。《乡村医生》中刘兴诗塑造的看病机器人，其实是通话式电视收发机，与值班医生联系来进行诊断和开药方。而在《神奇的帽子》李登柱描写了科学家通过特殊装置让人的脑电波和机器人连接，指挥机器人的身体进行行动。在这些书写中人类是佩戴着“机械假肢”的上帝，机器人成为人类身体的延展，成为替人类解决各种问题的“四肢”、“器官”。虽然这些器官不在他的身体之上，但是却可以为他任意操控，“如臂使指”地完成各种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类似魏雅华的《风流影子》《温柔之乡的梦》、肖建亨的《肖二患病记》等科幻小说中塑造的“类人机器人”形象开始大量出现。这些机器人可以说是人类的“镜像”。这些作品中充满了人类对机器的恐惧，本该服务人类的机器却反过来控制或破坏人类的生活、人类社会的秩序。究其原因，在于机器产生了和人类相同的欲望。与其说这些作品投射的是人类对机器的恐惧，不如说投射的是机器承载的人类自身膨胀、扭曲的欲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发现和自己相似的镜像“造物”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可控制。

在书写虚拟世界数字AI的科幻作品中，这种危机意识又被进一步放大。《人人都爱查尔斯》中，宝树描述了虚拟的人工智能是怎样通过感应装置制造出身体的幻觉认同，让人类舍弃现实中的肉身，进入数字“偶像”的身体形象之中。陈楸帆的《荒潮》也刻画了相同的深陷于对数字AI幻觉认同的“垃圾人”的形象。而在《仰光在燃烧》中，陈楸帆甚至描绘了底层孩子的身体成为机器附身的“容器”的恐怖图景。“无身体”形态的数字AI已经成为超越人类的神明一样的存在，只需要有空气、水和人在流动，机器的触手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无限延伸。长久以来，在人机关系中，人类始终对人工智能扮演着“造物者”和上帝的角色。而这些中文科幻作品中的机器是人类“造物者”形象的镜像，而人类则成了机器上帝奴役的“凡人”，变成了以往机器形象的镜像。这种颠倒的镜像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

如果说互为镜像的人类与机器之间还存在明确的界限，那么赛博格则打破了人机之间的那块厚厚的镜面。“破镜”象征着融合与新生，是机器和人类两种镜像重叠后，整合的全新形象。中文科幻作品中很早就有人机结合的“义体人”形象描写：王亚法的《强巴的眼睛》、苏史华的《鼻子的问题》、一帜的《重登舞台》、陈日朋的《第三颗纽扣》、童恩正的《电子大脑的奇迹》等文就分别讲述了机器取代人类眼睛、鼻子、四肢、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的故事。

除了对人类原有的器官进行模拟的“义体”外，中文科幻中还描绘了许多基于动物器官发明的机械义体，这些新的机械器官帮助人类拥有了其他动物的能力。郑文光的《海姑娘》中鱼类学家给自己女儿装上人工的鱼鳃，叶永烈的《海马》中科学家给人类和马装配上人造腮，这些机械装置模拟了水生动物的腮的构造，通过其植入人体，人类从原来的陆生动物变成了水陆两栖动物，大大拓宽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生产力水平。

科幻小说中的义体植入展示了全新的人机关系：人类通过机器实现自我进化。墨颜的科幻小说《双星记》展示了一个器官逐步零件化，人类逐渐进化成“生化人”的过程。小说中，飞行员杨清貅的身体在飞行任务中严重损伤，来到地下医院接受治疗。他看到了自己的肾脏、心、肺等身体器官一一再生，他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而是与人造“零件”结合的生化人。更进一步地，另一些中文科幻作品描绘了通过神经网络或基因技术，人类的意识嫁接到计算机系统和机器身体的未来图景。脑机结合让人类可以像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控制机械身体，或是进入网络的虚拟世界。完成与机器融合的赛博人可以随意穿行在宇宙空间，穿越过去、未来、现实、虚拟等多维度时空，完全解除了肉体对人类行为的限制。在这些叙事中，与机器结合的人类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可以全方位地与人工智能进行竞争、博弈或是合作发展。

然而“破镜”带来的全新人机关系中，也隐含着人之为人的意义逐步瓦解的危机。部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在书写前者的同时，也揭示后者带来的可怕影响。譬如平宗奇的《智能型人生》也展现了人类身体意义消解的危机。小说中一款名为“智能型人生”的科技APP在人群中普及使用，使用者的身体在棺木里沉睡，意识连接到“人偶”身上，进行工作、生活。被数字化的意识可以无限次地出现在各种不同的躯体身上，肉身反而成为最不值一提的存在。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通过对尼采的“永恒回归”的阐释指出，永恒回归是建立在人类生命的有限性上的，而这种有限性又是建立在身体的有限性基础之上。随着数字传感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将完全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死亡”的关系：意识可被数字化、人的身体可以互换、死亡不再是永恒的。在《智能型人生》中，只有存在于信息系统内的数字意识才是人类的“本体”，而身体则只是一个可以无限复制的“副本”。副本的本意是指在“原件”基础上抄写的复制品，“副本”相对于“原件”只是一份备份的材料。在暴雪公司研发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副本”被大量应用，成为主宰游戏世界的衍生产品。相对于身体的“原件”的唯一性，作为“副本”的身体有着极强的可复制性。“副本”开发了身体的“无限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身体的独特性，瓦解了身体的“重量”，让身体“轻”得可有可无。“永恒回归”的戏码一旦没有了身体分量的支撑，就会产生令人无比厌倦、重复的感受。身体的“副本化”将使普通人类面临《智能型人生》中的终极危机，身体失去了意义，每次从新身体中苏醒都是最绝望最无聊的时刻。

王晋康的《七重躯壳》则描述了一个在计算机构造的“元宇宙”中，人类与机器构建的人的数字“化身”之间产生身份冲突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是来自贫困山村的中国大学生甘又明，他来到美国的一个虚拟现实技术基地，穿上一副能够进入虚拟世界的“外壳”，进入美国人实验创造的电子世界。他必须找到程序系统的漏洞，分清楚自己是处于“真实”还是“虚拟”世界，如果成功就可以得到一万美元的奖金。小说中的“外壳”就是虚拟现实装置，而这个电子世界是类似“元宇宙”的存在。

在王晋康的小说中，化身时刻与真身存在世界观上的巨大分歧，这来自主人公本身的身份定位和其化身身处的虚拟世界运行逻辑背后价值观之间的错位。在实验中，甘又明明显拒斥虚拟世界中的“化身”。他一次又一次脱下虚拟现实技术构造的“外壳”，要返回自己的“真身”，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依然处于电子世界的幻觉当中。这个无限逼近现实世界的实验“元宇宙”充斥着暴力犯罪等活动，是资本主义世界腐败堕落的代表，是“美国梦”的噩梦版。这对于出身在中国乡村，本性淳朴的甘又明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实验结束后，丢了魂似的甘又明回到自己成长的荒凉偏僻的山村里，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这个封闭的山村，成为他远离电子环境的“净土”，小说的叙事投射出强烈的本土化意识。甘又明身上佩戴的虚拟现实技术的“外壳”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进入人的意识，提取个体独有的隐私和记忆，作为素材加入电子幻境的构造当中，以至于甘又明无法识破虚拟世界的假象。“元宇宙”就像一个不断吸收人类身体记忆的怪物，最终要做的就是取代“现实”世界。甘又明的化身与真身的冲突也正是两种价值观的对抗。故事中，真身和化身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两种文明形态代表的“自我”与“他者”的分裂与对抗。

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无论是对人机关系的未来走向秉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作品，还是对新的人机关系充满危机意识的叙事，都用文本的形式拓展着机器与身体、人类与后人类等诸多争论的外延。在技术语境下，这些文学话语具有极强的先锋性和思想性。当代中文科幻在面对全新的人机关系时，始终以一种主动的姿态接入这些新经验，形成对抗、呼应或共识。

(作者系文艺学博士，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