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树京
1 就算是在两年前，我都未曾想到过，自己能写出这么一本书。
那时我已经38岁，年近不惑，脑子里却被繁忙的工作、琐碎的家庭生活，以及各种各样令人焦虑的信息所塞满。身形臃肿，眼睛开始老花，连续几年不敢去医院体检。越来越懒得说话，越来越不爱社交。简而言之，中年男人会有的迷茫无措突如其来，降落到了我头上。
我早做好了准备：这是应该的，所谓代价，正是如此。
直到如今，我仍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写的第一篇作文。
那是一篇关于喂鸡的作文。我写道：我在地上撒米，小鸡们像赛跑运动员似的，争先恐后地跑过来。
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贴到了墙上。
语文老师叫林建福。用浆糊贴完作文，他把我喊到跟前，递给我几毛钱，让我帮他去校门口小卖部买包香烟。我仍深刻记得香烟的名字——乘风，因为后来几年里，上课时建福先生总会突然喊我名字，让我出去帮他买烟。他还邀请我和他一起参加镇上的唱歌比赛，他拉二胡，我唱《浏阳河》。虽然这些事情和作文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建福先生的偏爱，我对写作文这件事产生了格外的兴趣。不能在“专业”上令他失望，是我关于写作最原始的初衷。
真正促使我确立文学梦想的，是高一时的语文老师何建群。那是他来这个中学任教的第一年，也是唯一的一年。那年他成立了校文学社，让我担任副社长。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师生会在办公楼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编社刊。社刊名叫《纤夫》，很简陋的一份刊物。我在社刊上发表了一些作文，还有几首散文诗。那几期刊物，曾被我视若珍宝，收藏许久。
语文课上，何老师说：“要想写，须先会读。”从此，每天午休时，我便往图书馆跑，疯狂阅读黑塞、加缪、海明威、福克纳，等等。在长龙般蜿蜒的书架前，我暗暗立誓：终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作家，借文字之力，时刻审视内心，做一个清醒的人。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靠杀猪卖肉为生。我曾在无数个深夜，随他和母亲到某户农家，看他俩从猪圈里赶出一头三四百斤的猪，接着将它掀翻到两条并排的长椅上。在猪的奋力挣扎中，冒着被踢踹的风险，两人咬牙挥汗，好不容易才把四个猪蹄紧紧捆绑到椅面上。接着，在猪震天的嘶吼声中，父亲将短刀捅进猪颈，鲜血涌出。等猪断了气，我的父母便要开启下一个流程：烫猪刮毛，剖开猪肚，掏出内脏，肢解整猪，分离骨肉……每晚，他俩要用这样原始的方式，杀掉至少两头猪，逢年过节，七八头也是常有的事。等一切处理妥当，天还未亮。父亲把猪肉、骨头、内脏等，装到悬在摩托车后座两旁的篾篮里，分几趟，运到村里那个偌大的菜市场。天刚露曙色，菜市场就已开市。在肉摊前，父亲母亲招徕顾客，切肉、剁骨，站着，小腿发抖，直到午后闭市。
我小时候，母亲就对我说：“等你能挣钱养家了，我和你爸就马上退休！”从这句经年重复的话里，我听得出她对这份活计的疲惫和恐惧。
2007年，我研究生毕业，被长沙一家报社录用。出发去长沙前，我在饭桌上对父亲母亲说：“我能挣钱了，你们退休吧。”
此时父亲已年过花甲，头发斑白，满手刀伤；而母亲两眼混浊，身体因过度劳累而肿胀不堪。母亲摇头，说：“怎么也得等你娶了媳妇吧？娶媳妇要花好多钱，你自己一个人应付不来。”见我沉默，她又说：“不用太着急的，慢慢来，每个人不都这样子？赚钱，娶媳妇，生孩子，养家，最紧要是得一心一意地，踏踏实实地，安安稳稳地。”
那晚我辗转反侧。天快亮时，我得出一个结论：人这一生，最难的，不是在现实和梦想中做出选择，而是在你做出选择后，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可以选择梦想，并终生为之颠沛；也可以放弃它，去按部就班、心无旁骛地演绎人生中的每一个角色。倘若选择了放弃，你就应该彻头彻尾地掐掉一切有关梦想的念头，从此心安理得，享受现实生活带给你的每一次微小的满足——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感到痛苦焦灼。
我起身，打开硕大的行李箱，把占了一半空间的书拿出来，放回纸箱，塞进床底。
2 说来奇怪，在20多岁的年纪，如此轻易地将所谓梦想弃如敝屣，实在与“追逐梦想”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却又与俗世评判不谋而合。
4年后，我的婚礼在我们那幢两层的石头厝里热热闹闹地举办。婚礼第二天，父亲母亲兑现诺言，去菜市场退掉了摊租，收起刀具、篾篮和麻绳，从此结束这段长达30年、无比劳苦的屠户生涯。
后来的十几年里，如同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值得称道的角色：通过努力使父母得以安度晚年的儿子，悉心照料家庭的丈夫、父亲，拿了多年优秀员工奖的打工人，以及一家经营了10年的小公司的老板……
你完全可以想象，这是一条缓缓行驶在人生河流上的小船，安稳适意，优哉游哉。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满足、快活，莫过于此。
3 我记得那是2022年春天，疫情仍在肆虐，封锁住所有人的脚步。春寒料峭，所幸阳光还能透过落地窗，光明正大地闯进阳台，在这方寸之地生造出一片温暖祥和。
我和两个女儿各据阳台一角。她们安静地坐着翻书，而我则以一种怪异而舒适的姿态躺卧在懒人沙发上，无所事事刷着手机。没多久，老二放下书，径直走到我跟前，用稚嫩的嗓音问：“爸爸，我们都在看书，你怎么不看呢？”
我怎么不看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太复杂了。但若要用三言两语总结，也不是不行。我知道，要是重新拿起书，我就再也不能像此时此刻这样，慵懒地躺平在阳光下，就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这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没等我回答，老大接过话头，说：“你不看书，我也不看了，我也想玩手机。”
那条河流，就是这时在我眼前铺展开来的：开阔，无风无浪，我的小船行驶在水平如镜、闪烁着金色阳光的河面上。
那晚我很早就睡下了，胡乱地做了许多醒后即忘的梦。半夜又突然醒来，像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几乎是无意识地，黑暗中，我摸出手机随机下单了几本小说。接下来，我盯着晦暗的天花板，再无睡意。几乎能想象，几天后书寄到时，我将会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口吻，对女儿说：“爸爸也要看书了哦。看书是好事，我们都要好好看书。”
4 我家地下室有个10来平方米的储物间，无窗，密闭。我仓促收拾出房间一角，摆上电脑，使它成为我的书房。
2022年3月，就是在这个杂乱而幽静的地方，我与久别的文学梦想重逢了。
在储物间的电脑上，我敲下了第一个句子：“我18岁那年，家门口有条土路直直通往村供销社，路边种着成片的针叶树木麻黄……”
从那个多梦的夜晚开始，我就知道，对我的河流来说，这次重逢将无异于一场再难止息的风暴。它或许不至于颠覆河面上那条贪恋平静、怠惰太久的小船，但从此以后，这条小船将永无宁日，飘摇在一发不可收拾的惊涛骇浪之上。
5 我即将开启一段漫长的跋涉，但我并未对这场跋涉提前做任何规划。没有故事，没有主题，而写作已经开始。我知道这很荒唐。然而，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底气的写作，向来不都这样荒唐吗？
后来我才意识到，不是我在创作，而是我把自己交给了文字。
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被裹挟进一个巨大的漩涡。这个漩涡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也许，我这一路走得太过顺遂，太过心安理得，因此从未有过察觉：河流底下其实早已暗流涌动。无数等着下笔的故事，无数等着思考的问题，早已淤积成这些暗流，直至汇成这个漩涡。
我明白了，对一个作者来说，你要采用哪些题材，思考什么主题，通常是不自觉且没有选择余地的。因为你已深陷其中，所以你笔下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会跟着被卷进这个漩涡里；因为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或一种情绪，所以你才会不自控地想要记录，想要表达。
这种表达需要坦诚。
只有坦诚，才能真正审视自己的内心。
于是我只能把这些情绪很坦诚地记录下来。而这些情绪关于梦想与现实，关于逃离与坚守，关于自由与安定。
我暗自庆幸，在我的笔下，主人公林北树慢慢有了属于自己的轨迹。他将如我一般，在经历过诸多人生命题的抉择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6 就这样，我一边漫无章法地写作，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
那一阵子，我买了数百本书。其中，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使我感到深深的震撼。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英国管家，在人生的暮年，为时已晚地认识到他的一生一直遵循着一套错误的价值观……认识到……他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浪费了人生”。
那晚，当我读完《长日将尽》时，已接近零点。我放下书，走进卫生间，开始洗漱。从洗脸台的镜子里，我看到了一个被我忽视和压抑已久的自己，看到了一张即将迈入不惑大关的灰败的脸。
其实我早该知道，这样的状态一旦持续太久，人就会成为一块僵硬的水泥，封住所有的思考、怀疑和挣扎——而这，正是一个我从不愿意正视的自己。
我原以为，我是如此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因此，我这前半生也才如此顺风顺水。我始终秉持着一个健康的心态，我是多么地享受其中，我也该如此享受其中。然而这一切，却又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一本外国小说就能轻易将其击溃。
一直以来，我都在对一个事实进行闪躲和回避：在我身体内，还有另一颗心脏在跳动。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曾自以为很坦诚的记录和表达，毫无疑问，是自欺欺人。意识到这一点时，这本小说的写作已接近尾声——我的主人公林北树，已经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意气风发，得意洋洋，他从未认识到自己“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浪费了人生”，也浑然忘记了那个他从不愿意正视的自己。
我想起当时自己青葱年少，在图书馆里暗暗立誓，要借文字之力，时刻审视内心，做一个清醒的人。
而清醒的人，绝不会在文字中、在自省中，蓄意掩盖。
我决定推翻重写。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痛苦不在于决定本身，痛苦在于：做完决定后，要去真正坦诚地审视自己，去勇敢正视许多年来所遵循的价值体系的崩溃，去细致地剖析身体里另一颗跳动着的心脏。
7 这本小说前前后后写了两年，相当于我跟真正的自己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对话。
如今这场对话，终于通过这本书传递到了读者手上。我希望它能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一些像我这样的人，找到跳动在身体里的另一颗心脏，找到真正的那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