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围绕着长江文化艺术季“遇见长江·长江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的“星星点灯·遇见新力量”文学研讨会设定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写作者何为”这个主题，有机会得以集中阅读了班宇、陈春成、王苏辛、丁东亚、林东林、马南、穆萨、宋小词、邹超颖和废斯人等10位青年作家的部分作品，遂有了如下一点粗浅的印象和想法。

首先，当下湖北青年作家的阵容（当然还不止于上述10位）还是颇为可观的，这其中有通过机制创新而从全国各地引进的诸如班宇、陈春成、王苏辛等三位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班宇、陈春成本身已被归之于所谓“新东北”“新南方”旗下的中坚，王苏辛虽南北游走不定，但无论是文学编辑工作还是自身创作也都不乏建树。其他7位在湖北本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同样各有其特色，各有一定的创作成果与经验。这样的阵容即便置于全国的文学版图中亦当不容小觑。

很难在这有限的篇幅中一一评点上述10位湖北青年作家各自创作的个性特征。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创作的确都已处于一定的水准之上，已程度不同地崭露头角，有的则已然烙上较为鲜明的个性印记，具有较为清晰的个体辨识度。这些自然都是可喜可贺的，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展开点评，既然如此，倒不如提出一点我个人以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或许更有意义。

按照以往我国大部分作家写作的一般规律，当他们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到了一定的数量或赢得基本认可之后，便或先或后地开始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当然也有一开始就从事长篇小说写作者），仿佛不创作几部长篇小说便不足以奠定或巩固自己在文坛的位置。且不说这样的认识正确与否，单说其作品的品质。仅就本人读过的这类长篇小说而言，其艺术表现力虽各有千秋，但突出的一个共同感受便是其内容的相对单薄。这与篇幅长短无关，而是指作品内含的或曰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所蕴含着的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体现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则关乎整体架构、情节设置、人物言行、心理活动等多个不同环节。用一句专业术语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那就是无论作品的“能指”还是“所指”大多都比较单一、表面过于“清晰”。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一个关乎长篇小说叙事的纯技术性问题，其实不然。事实上，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就不同程度地存在，只不过因其篇幅所限而被遮蔽不少；而到了“长”的篇幅，这些短板也就自然暴露出来。

忽然想起未必恰当的一种比较。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同样是在湖北的大地上，也曾有一群30来岁的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并活跃于文坛。我当然知道将这两拨“青年作家”进行比较不无牵强，尤其在技术层面两者冒头的时间还有着近40年的“时差”。但就我个人阅读感受而言，当时读那拨青年作家的作品，尽管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各有其特点，但首先让我感受到的冲击更多的还是来自内容，那种对社会的关切、对民生的体恤、对命运的叩问、对过去的反思、对未来的探求……这些既不时引发文坛热议，也更让读者思考。不能说这样一种冲击在当下这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一点都没有，只是这种冲击不多、较为稀薄。

我当然不会存有但凡青年作家的所有作品都要传递出这种气息的意思，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来之不易，理应倍加珍惜。但对人的命运、对人性善恶、对社会进步、对公平正义、对和平发展等等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等重大主题的关切与思考从来都是一切优秀文学、一切优秀作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凡优秀的作家作品，无论他采用什么样的艺术表现方式都与上述种种重大关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然，与此同时侧重于花鸟鱼虫、风花雪月、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杯水风波”同样也是文学表达的权力与自由。

本人有时也妄自猜想，现在这拨青年作家的创作之所以少了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多了些“逍遥游”，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或许也不无关系：出生并成长于和平发展时期，遭遇折腾相对少，受过完整教育，于文坛出道不久便很快成为“专业作家”。这样的经历固然是他们的成长之幸，但于作家而言，又或许还应该清晰地意识到如此早的开始“专业”，自己一不留神就会“扎”入一条“窄胡同”，书面知识多，生活阅历窄；平面见识多，深切体会少；文学阅历多，社会体验浅；专业阅读多，延伸学习少……此类的一多一少对一位作家而言显然就是一种“偏食”与“偏科”。文学虽有自己的专业，但伟大文学的边界远比所谓专业要宽泛得多，伟大的作家往往也很难划定他的边界。一句话，进入创作状态的作家求专业固然没问题，但此外还当谋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