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湖北涌现出了宋小词、丁东亚、林东林、马南、邹超颖、废斯人、穆萨等一批颇具实力的青年作家；同时，全国备受关注的几位青年作家如班宇、陈春成、王苏辛，也被引进至湖北。他们作为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构成了当下湖北小说创作的新力量。
2024年10月26日，长江文学周“星星点灯·遇见新力量”文学研讨会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学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并致辞。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三峡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张锐分别致辞。潘凯雄、徐勇、丛治辰、宋嵩、叶立文、周新民、萧映、陈国和、汤天勇、李雪梅、李汉桥、吴佳燕、陈澜、周聪、汪亚琴、余存哲、王仁宝等评论家参加活动。研讨会由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家园、文艺报社副总编辑岳雯共同主持。此次研讨会是文艺报社新力量系列论坛的第二场，也是长江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会议以湖北青年作家的创作为研讨对象，与会评论家就“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写作者何为”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湖北青年作家的创作现状与未来前景。
如何书写现实生活的困境与难题
本次研讨会评论家在研讨时既肯定成绩，也直面问题。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副总裁潘凯雄首先发言，他认为，这一届湖北青年作家的总体力量较强，个人特点鲜明，艺术水准高。同时，他也提醒青年作家接触影视需谨慎，以免影响文学写作，并建议作家出售版权而非亲自参与影视改编，以保持小说创作的质量。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勇分享了自己阅读青年作家陈春成中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的体会和感悟，他认为陈春成的作品显示出来的技巧和语言的成熟，令人惊喜。陈春成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腔调，他是以回忆性的结构去写小说，因而带有某种抒情性，叙事节奏也把握得特别好。陈春成的作品抒情而富有技巧，这是他的小说特别耐读且有韵味的地方。此外，陈春成的小说中弥漫着博尔赫斯的影子，以此化入了血肉和内在的肌理之中；他的小说真正实现了技巧和叙事的融合。所以，在当代青年写作中，陈春成是一个引人注目并富有潜力的作家。他谈到，陈春成的小说主要聚焦县城，这背后有着他世界观的反映。从他的小说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展开的过程，返回就由此成为其小说的潜在结构，这使得他的小说把时间进行了虚化处理：小说中时间的节奏感是缓慢的，时间的进程常常以若隐若现的痕迹呈现。因此，他建议青年作家应该勇于展现中国当代现实生活，加强对生活的认知，以此来提升作品的深度和广度。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首先分析了马南的作品，认为她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从马南早期短篇小说《跟踪者》到她近年来的小说如《拉珍》《在天台》以及《演唱会》等，更加贴近现实生活，逻辑更为合理，引发了读者的共鸣。宋嵩也谈到了林东林的小说集，概括了他的整个写作过程。在近年来的作品中，林东林展现出了温情及与生活和解的态度，这体现了他从青年作家向中年作家的成熟转变。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固定的角色和情节，如刁难的丈母娘、为买房发愁的男主人公以及从清纯变庸俗的女朋友等。这些小说精巧且能满足部分读者的心理需求。总的来说，宋嵩认为青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注重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避免陷入追求新奇素材的怪圈。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叶立文认为文学研究中的分类和命名法，是研究者面对复杂对象时的本能反应，也是主体性话语权利的彰显。他认为湖北青年作家群体不具备共同的地域文化特征，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学世界，过于强调地域性可能会固化青年作家的创作。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新民则认为，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国式现代化应转化为“中国时间”，因为体验、情感与对中国时间、中国历史的书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青年作家只关注个人情绪与内心，但缺乏对“中国时间”的真切认知，易陷入自我情绪的抒发，所以应警惕无意义的书写，并将情绪、情感回归到“中国时间”体验的表达。青年作家需在主客融合、物我统一的审美思维中表达生活情感，深入历史维度思考并塑造人物。
多元化、流动性与辨识度
针对陈春成、王苏辛、穆萨和废斯人四位作家作品，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映分享了她的阅读体会，并以身份概念、想象力和文学导师的影响这三个关键词来阐释观点。首先，她探讨了身份概念在作家作品中的体现，这既包括文学现场的身份概念，如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等群体性特征，也涉及到作家个人的写作身份认同。她提到，在陈春成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文学导师的影子，这表明年轻作家在写作中仍在向导师致敬或模仿导师，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她还提到在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中，丰富且奇特的想象力是显而易见的。她区分了两种想象力：一种是像陈春成式的，既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又能展现出自己的特点；另一种是穆萨式的，其想象力可能更受理想读者或专业读者的欣赏，但普通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她强调，想象力固然重要，但作品中是否只有想象力，以及想象力之外能否走得更远，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她认为，青年作家仍处于阶段性的创作中，他们的写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关注他们的创作。
对于湖北青年作家及其创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陈国和首先表达了赞赏，他提出了一个标题——“长江新干线的文学图景”，并总结了这些作家的三个主要特点。首先是包容性。与新东北、新南方等地域性文学流派不同，这些作家的创作不受地域限制，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多元化特点。其次是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城乡融合、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融合，还体现在情感与情感的融合中，展现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这种流动性也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的体现。最后是精致性。这些作家的文学素养高，作品表达细腻，能够深入展现现代人的情感。在谈到具体作家时，他特别提到了宋小词和穆萨等几位作家的创作特点。宋小词的作品关注城乡交界，书写人物的困境，贴近人物心理；而穆萨的创作则追求先锋，用反常态的情节制造陌生化的体验，以具有现代性的人物设定及情节表达多元的作品主题。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主编汤天勇强调了鄂东作家在湖北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废斯人作为“90后”作家，在受到西方文学滋养的同时，也面临着前辈作家带来的压力。他谈到，废斯人这一代作家在创作中普遍存在着“影响与焦虑”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试图在创作中融入这些元素；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文学道路，试图在前辈作家的光环下突围。废斯人在小说创作中，经常思考返乡与离乡、传统与现代、精神信仰与世俗等问题，他重点以大别山为书写对象，风景名物、人物、方言皆成为其小说的主要情节架构，具有地方的鲜明标识性和可辨识度。他认为，废斯人的小说技巧圆熟，应在创作中更加用心地处理细节，以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在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李雪梅看来，这些青年作家通过作品展现了自我认同与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后传统社会中，面对传统的缺失和社会新变，他们重新提出了关于自我存在的古老问题，并通过作品中的奇人异事表达了对个体存在方式的思考。穆萨的作品如《蛇》等，通过冷静克制的叙事创造了一种“新志怪小说”，展现了后传统社会中个体坦然行走在世界里的态度。其次，青年作家在作品中探索了自我之狱与历史误会的主题。他们通过个人记忆的重新梳理，传递真实的人生体验，并试图在碎片化中重建人生意义。班宇的小说如《飞鸟与地下》等，通过不可靠叙述的相互补充，抵达历史真相，使人物以崭新的姿态重新理解历史，直面自己的来路。《梯形夕阳》等作品，提供了救赎与自我救赎的可能性，在拯救与被拯救的故事中传递出绝处逢生的力量。最后，她提到，青年作家笔下的自我意识正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变化，也通过文学想象为个体提供了面对困境和寻找救赎的可能性。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汉桥回顾了不同年龄层观众对喜剧与悲剧的不同偏好，指出年轻时倾向于轻松快乐的喜剧，而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步入中年，人们更能体会悲剧，因为悲剧往往能深刻反映生活的复杂与苦楚。他以宋小词的作品《哦，紫苏》为例，分析了中年人生活的不易与内心的隐痛，并指出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通过文字得以共鸣，展现了生活的真实质感。他还强调，宋小词的作品不仅记录了个人的生活体验，更成为了解这个时代普通人生活状况的重要依据。这种写作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抒发，具有更强的社会意义。同时，他还赞赏了宋小词在作品中巧妙运用象征手法，赋予小说特别的感受，让生活的味道弥漫其中。这种悲剧的味道，虽然难以下咽，却又无法排遣，这正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之所在。同时，他也提到宋小词的作品并非虚构生活，而是在记录和见证生活，其细节和意象都带有诚实的精神刻度。最后，他建议青年作家们在作品中可以尝试多种结局，包括开放式、反思式和悲剧式的结尾，以丰富作品的内涵与深度。
长江文艺杂志社执行副主编吴佳燕认为，“90后”作家多与城市有亲近感，作品中城市的流动性与通约性取代了地域性。作家们受现代技术的影响，文本具有先锋意识和文体实验的特点。“90后”作家视角内转，主体性强大，侧重个人化体验，但需建立与时代现实的紧密连接。他们想象未曾经历的生活，精神上有矛盾和分裂，有迷茫和理想主义色彩，对时代现实有着淡漠或茫然。然而，他们见多识广、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精神开放自由，其写作值得期待。她呼吁青年作家的写作应缓步沉淀，以便走得更坚实，更长远。
探索精神、成长前景与可能性
对于湖北青年作家创作中的探索精神、成长前景和丰富的可能性，评论家们也进行了充分探讨，并真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澜认为，林东林的作品多聚焦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被伤害、被贬低的群体，且聚焦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控诉和将女性符号化为传统家庭伦理象征的问题。同时，她也注意到，林东林的散文和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相较于小说更为多元、复杂。她提出，如何在基于自身生活和想象他人生活之间找到艺术平衡，是青年作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其次，她还探讨了文学作品技术层面与读者接受度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受古典文学阅读习惯的影响，大部分读者并不喜欢作家在技术层面上进行过多炫技。使文学动人的到底是文学技术层面的东西，还是文学所记录的生活本身？她认为，对更多读者而言，可能是生活本身更具吸引力，而作家在叙事过程中设置的艺术创新，反而可能影响阅读体验的顺畅。因此，她提倡青年作家在注重写作技术的同时，还是要真诚地展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编辑周聪对邹超颖的“城市成长小说”系列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邹超颖的作品，从《目目鱼》到《一勺月光一勺糖》，一直在探索和构建属于自己的“城市成长小说”空间美学。这些作品主要围绕校园生活与家庭生活展开，细致描绘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嬗变以及城市生活对他们心灵的塑造。邹超颖通过城市景观的呈现，如小区、别墅、超市等，使作品与传统乡村成长小说形成了鲜明的艺术分野。他认为，邹超颖的作品直面儿童成长的复杂性，展现了孩子们的精神成长史，包括友情的温暖、家庭矛盾与冲突、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等复杂的生命体验。而与“城市成长小说”相对应，邹超颖的《再见，蜻蜓镇》则展现了明显的“古典性”特征。在《一勺月光一勺糖》中，邹超颖写出了城市生活给主人公带来的压迫感。作品通过林紫云的视角，展现了城市生活对个体成长的深刻影响，以及个体在面对困境时的挣扎与成长。
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汪亚琴以青年作家废斯人为参照，指出穆萨与废斯人的两大区别：废斯人偏向地方性的书写，具有大别山地域特色；而穆萨则是一种没有时空限制、取消地域性的创作，且偏向先锋。穆萨的创作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神秘、怪诞的想象力，通过奇特的情节设置和意象融入，为小说营造了浓厚的神秘氛围；二是巧设悬念与采用开放式结局，使得小说充满挠人心魂的悬念，同时又在淡然、舒缓的节奏中结束，留给读者无限遐想；三是交叉、交叠的叙事模式以及成熟老练的叙事节奏，使得小说在技术和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谈到穆萨的创作时，汪亚琴也借此对当下青年写作进行了思考。她认为，想象力是穆萨的优点，但这种想象力很容易滑向技术性想象，青年作家在技术处理上要注意“度”，甚至有时候要冲出“技术依赖”。此外，她也提到“90后”作家大都缺乏历史感知、知识沉淀、经验积累，而穆萨则打破了地域和地方的限制，走出了自己的文学故乡，通过想象力和技术处理，使他的作品比较有辨识度。她认为，作家只有加深对普遍性的探讨才能使自身的格局更开阔。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余存哲的讨论聚焦于先锋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回响与变奏，并以丁东亚的《云落凡尘》为例，深入探讨了先锋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他认为，丁东亚的小说在叙事上依然钟爱“形式的意味”，通过非线性结构、多变视角和交错时间等手法，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束缚，丰富了文学表现力。同时，作家又在叙事上保持克制，使得小说虽致力于构建叙事迷宫，但叙述逻辑清晰，结构完整，读者能够找到迷宫的出口。这种自我节制的先锋姿态，使得丁东亚的小说能够洞悉当代人的精神真实，试图寻找到反映社会现实的新可能。而在人物塑造上，丁东亚延续了先锋小说对“病态人”、父亲、女性等人物的书写，但对这些人物的建构逻辑进行了反思。他的“病态人”形象不再是纯粹的病变状态，而是成为小说中的明亮色彩。这些变化反映了丁东亚对先锋小说反叛角色的反思，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理性和伦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王仁宝重点探讨了湖北青年作家宋小词小说的“微写实”品格。他首先回顾了湖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些传统包括注重呈现“生活流”的“新写实”传统、体现人文关怀的“人文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他认为宋小词对湖北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进行了融汇创化，形成了自己独特且稳定的创作风格。他还谈到，宋小词的小说在池莉式“新写实”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刘醒龙式“温情现实主义”传统和陈应松式“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并吸收了《蜗居》等家庭剧的流行元素，形成了关注日常世相、注重细节描绘的“微写实”品格。他进一步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宋小词小说的微写实品格。一是在题材上，宋小词的小说多聚焦于普通青年男女的职场与情感生活，并涉及亲情伦理、留守儿童等日常生活题材，即使是与乡村振兴相关的题材，也更多地将其叙述为关于人性的考验，而非乡村建设本身。二是在叙述方式上，宋小词的小说注重共时性的生活描述，善于把握细节，而非历时性的事件讲述，这也体现了其叙事上的“微小”特点。
最后，《文艺报》融媒体部主任李晓晨分享了她集中阅读湖北青年作家作品的体验和感悟。她特别提到了班宇、陈春成、王苏辛等作家的作品，并总结了两大写作风格。一种是坚定书写青年一代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如成家立业、婚恋生子、给父母养老等。这些作品往往直接而深入地揭示了青年的生活难题，甚至写得相当“狠”，如宋小词的《哦，紫苏》通过紫苏的公公形象，直接展现了婆媳关系和家庭伦理的复杂性。另一种则是先锋写作，这些作家想象力宏大，知识广博，技巧成熟，甚至达到了“炫技”的地步。然而，她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认为这种写作可能缺乏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对自我及他人关系的理解。她提到，虽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但真正的生活体验可能还需要青年作家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与会评论家对湖北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给予了肯定，同时也真诚地谈到一个共性问题，就是青年作家们的写作技术很好，想象力丰富，但是缺乏人生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实感，这样的写作容易走向理念化、观念化。评论家们就青年作家中出现的“模仿加想象”这样一种写作问题，倡导和呼吁回归本色的写作，因为青年作家的生活积淀不够，容易陷入无根基的想象，作家们还是要试图直接穿透生活的本质。当然，这些青年作家的写作也像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一样——“在路上”，具有探索性、未来性等诸多可能性。另外，有评论家提到，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群体性或代际性的写作，但真正的文学最后还是要回到个体，体现为一个个作家写出的更为具体的作品。那些流派、代际或群体被置于文学史中，真正成为经典或能在历史上立得住的，还是一部部经过时间淘洗的作品。
（刘波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谭白丁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