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的新著《作为方法的“选本编纂”与当代新诗》借助他研究多年的文学选本，实现了“跳出文献看选本”，重访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历史现场，勾勒出一幅有因、有理、有节的当代新诗脉络图景，展示了选本作为一种文学史或文学思潮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作为方法”是选本的天然属性。徐勇无意于将卷帙浩繁的选本当作边缘史料来重新整理，所做的工作也并非挖掘文学框架之外的历史讯息，他的目的是建设起一套关于当代新诗格局、思潮、流派乃至文学史观的论述模式，这套模式正是在对诗歌选本的选与未选、编排体例、版本嬗变等问题的研究中得以自圆其说——选本是途径、而非目的；是方法、而非对象。这从徐勇对“选本批评”这一概念的重视上可见一斑：选本的方法性，体现在能居于历史现场而“说话”，这种“说话”的能力使得选本具有了文学批评才有的判断、分类、解释的功能。
借选本所勾勒的新诗图景，是“有因”的，或者说是尊重文化传统的。徐勇关注到了古代选本加诸现代选本的“影响的焦虑”：如新诗选本中有一类“百首”选本，便是在“诗三百”、《唐诗三百首》等的影响下诞生的；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凡例”“诗话”则是对古代诗歌总集“序、跋”“笺注”等体例的仿效。但徐勇更重视去发掘那些同古代选本有对话和挑战意识的因素。例如古诗选本的编排方式一般是先按照诗体、再诗人的原则，这导致诗体越辩越明、诗人的形象却模糊不清；朱自清的《诗集》则按照先作家、作家内部按时间排列作品的原则编排，诗人的主体性也得到强化。通过这样一重细节，他看到了问题实质：这种不同，本质上是古代循环、怠速时间观与现代线性、加速时间观的不同，这种时间观的差异性成就了现代诗歌选本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这种与古代选学传统的有意对话，也使得将选本编纂“作为方法”格外有效，因为它指认了一个在本土传统中具有文化史意义的分析单位，也展示了历史话语资源的一种迁移方式。
借选本所勾勒的新诗图景，是“有理”的，或者说是具有辩证发展逻辑的。这种逻辑首先体现在见微知著的实证主义精神上。在徐勇看来，对于选本收入作品而言，是否标注作品创作或发表时间至关重要，如对冯至、艾青、穆旦等创作生涯跨度较大、风格变换明显的诗人，选本遴选的偏重并不仅在于整体选诗多少，更要看哪个时期选入的诗多少，这涉及对诗人的阶段性评价问题。同时，相比于一般意义的历史材料，当代诗歌选本的独特性在于有强烈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主要表现为其面向读者主体的“询唤”功能，选编的方式只是为了达成初步的目的，最终目的是将这种方式内化为读者接受的框架。徐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选本的序言、前言的重要性的：读者在对诗歌作品的阅读中接受了选者的有意选编安排，从而将前言所确立的指导原则内化为自己的准则。选本编纂常常提供给我们以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视角。比如，对于选本而言，不仅要看选家选择了哪些作家作品，还要辩证地看其没有选哪些作家作品，像臧克家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没有选入胡适的作品，却在前言中不得不论及，这种在场和缺席的交叉错位，当然是别有意味的；而同一部选本自身的版本变迁中，或者针对同一类文学流派、思潮所编纂的不同选本之间，都能比较出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细节。
借选本所勾勒的新诗图景，是“有节”的，或者说是有语境和限度意识的。徐勇重视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为九叶派证明历史合法性的策略：新月派和现代派是被作为需要否定的对象出现的，要确立九叶派的合理合法，就要以对九叶派“自觉意识”的建构来使九叶派从新月派和现代派中剥离出去。在徐勇看来，袁可嘉的做法是既要肯定九叶诗人的独创性，又要努力和彼时通行的文学史认识论框架对接。这也正是选本研究的限度所在，任何文学选本都是要被放在特定历史语境和文学史框架之下来审视的，永远是动态性的，不能对其做本质化的理解。同时，这种语境和限度意识绝非是在封闭的认识框架中腾挪，而是随着文学史的动态边界而波动。如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往往被视作是新民歌运动的产物，而在徐勇看来，《红旗歌谣》更是对新民歌运动的总结，和对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思考。这看似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但却同样受制于更大的历史语境：《红旗歌谣》是当代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变化或超越，其实指涉着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总问题领域”的变化。有“重读”的创新意识，却也主动受制于更宽泛的历史框架，这也正是洪子诚所说的“革新的限度”。
徐勇所从事的文学选本研究，一方面，它充分汲取古代文选学的经验方法、与丰富厚重的古代文选学理论资源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它又关注选本出版、编选出处、选家与选篇关系、选本时间与历史观等现代性因素，将选本作为窥探中国当代诗歌史乃至文学史、思想史的一枚方法视镜，通过古今选本学的有机对话，勾勒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知识图景。由此，选本这一颇具传统本土意义、又深具现代内涵的分析单位在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当代变革中充当了守正创新的触媒，并从方法论意义上助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自主知识体系的实现。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