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年的桂花晚开了，《暹春纪》也赶在秋天的最后时刻出了世。
《暹春纪》一以贯之以老武汉为背景，且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似是姊妹篇，因书名都带着春字，连主人公的名字也一字之差，一个是宝春，一个是暹春，还同为私生女。然两部作品从时间和背景已有了区分，《汉口之春》写武汉友渡桥一带普通民众的生活，时间跨度是从武汉解放前夕至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暹春纪》则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末，背景选择了汉口的汉正街与汉阳的洗马长街两个重要地标。两部作品都写到了20世纪50年代，但《暹春纪》的内容更为丰富，也是对那段历史的重要补充和拓展，由此呈现的风貌更为多姿多彩，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个性特征也各有不同，命运迥异。
作品的蕴涵与创作的早晚有关，也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汉口之春》出版于2013年，写作很顺，仅用半年就完成了。《暹春纪》则是疫情前开的头，写了3万多字，却没做好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准备，就放下了。
2021年初冬，我来到久违的汉正街。20世纪80年代，这里成为全国首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不断上演，名噪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商人们的故事。90年代初，我也曾在此居住过几年，当时的家就在花翎巷里，从朝南的阳台越过层层叠叠的屋瓦，就能看到悠悠的汉水。我深深感受过汉正街的嘈杂和喧闹，对摩肩接踵人挤人的堵塞场面记忆犹新。如今，混杂着各种商品气味的狭长老街已不见踪影，道路都扩展了，高楼大厦取代了高低错落的老房子，充满时尚气息，商铺也都搬进楼内，成为商城。走到大夹街深处的药帮巷，才找到一些旧时的痕迹，那条“硕果仅存”的青石板路，蜿蜒百米长，两旁依旧是老房子，市二色织布厂的四层白楼所幸还在。我在那门前站了好一会儿，回想曾外祖父、外祖父曾从这里进进出出，不免心绪万千。
往事历历如前，石板路似在延伸，狭长的正街望不到头，店铺招牌密密匝匝，烟气袅袅，人声喧阗。我穿行在人流中，就像暹春上街时一样。
小说于是有了进行下去的可能。
然而，我与大部分人一样，对汉正街的印象还停留在80年代后火遍全国的小商品市场，曾以为它的起步也是这个时期。现成的资料和一些文学作品也多是80年代后的汉正街，此前的内容寥寥无几，唯有清代竹枝词记录一些曾经的景象。但药帮巷让我的思绪得以拓展，如同当初写《汉口之春》一样，想跳出80年代的模板，向更悠远的岁月回望。
这自然是了解历史后的拓宽。都知道武汉分三镇，然从隋代起，这里就形成汉阳、武昌“双城夹江”的格局。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劈出一个水汪汪的汉口，随后各处商民渐渐在水口两岸建房造屋，商船来此停泊，过去满滩芦花、鱼跃凫飞的泽国迅速发展崛起。汉口形成后，不仅在武汉三镇中后来居上，且一跃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汉口因河而兴，因商而活，“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写的就是当时汉口口岸（汉正街一带）的繁荣景象。汉正街是汉口之正街，也是设立许多地方官署的官街，汉正街是汉口商脉，是汉口的城市之根，当然是反映武汉这座城市沧桑变化的重要窗口。
汉阳的洗马长街也是多年的关注点。曾经的洗马长街是汉阳最具特色之地，商业繁盛，人文荟萃，傍依久负盛名的晴川阁，背靠三国时建过鲁山城的龟山，唐代诗人崔颢曾站在黄鹤楼上眺望长江对岸的绮丽风景，触发诗情，留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名句。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如今仅空有一个洗马长街的路名，现存的资料和图片也是寥寥无几，文学作品几近空白。
由此，再现当年的汉正街和洗马长街，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背景，实为一件有难度的事情。于我而言，从最初写30年代汉口徽商爱情命运的中篇处女作《百年之约》起，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指向，之后《汉口的风花雪月》《武汉的沉香浮影》等一批老武汉系列小说陆续问世，确如立下约定。我总想拾掇那些遗落的精华、蒙尘的珍宝，这成了我长久以来的追求，乐此不疲。
《暹春纪》的创作过程缓慢而艰辛，资料奇缺，时常因无米下锅而停滞不前。每到这个时候，就得走出去，寻访旧迹，大海捞针一般四处搜寻可用的材料。这个过程繁杂而琐碎，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再变成小说的元素。但又不能天马行空地随意编造，要尊重历史真实，才能得到读者认可和信服。历史小说的真实感，并非只来自简单的史实再现，而是人物与时代水乳交融，历史与现实勾连，使作品具备更丰富的精神内核。每部作品问世，都是向读者交一份答卷，下了多大的功夫，逃不过读者的眼睛。虽说我写老汉口已被众多读者熟知，却不敢因之前的褒奖而陶醉，反而更加小心谨慎，唯恐读者厌倦和失望。写一部长篇小说确是一次修行，也似登山，需要储备足够的脑力和体力，舍弃身外的负累，心无旁骛，经过无数阻碍和险境，才能抵达目的，修成正果。
《暹春纪》虽以女主人公暹春的命运为主线，但涵盖面广，力求从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更具时代性和厚重感。小说以暹春出生的兔年起笔，正是不同寻常的1927年，北伐军在武汉建立国民政府。20世纪20年代，正是汉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长江航运和京汉铁路两擎并驱，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武汉国民政府虽只有短暂的几个月，但对武汉影响深远。也是这一年，三镇才正式有了武汉市的命名。
暹春的足迹在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上延展着，如同她颠沛流离的命运，从汉正街到洗马长街，她眼里的情景渐渐变成长长的画卷。她本可以一直画下去，但父亲的惨死改变了她，逐渐从懵懂的小姑娘成长为能干的小会计，并走上革命的道路。她的哥哥吕汉树的成长轨迹是另一条主线，由此拓宽了小说的维度和视野。汉树本是我一位祖辈亲人的名字，以此纪念，也恰到好处，表现了武汉人豪迈坚定的性格。
小说写到百废待兴又意气风发的50年代，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渐次展开，如解放之初新生政权与敌特的生死较量，抗美援朝，1954年抗洪胜利，公私合营，以及建设中苏友好宫和武汉长江大桥等。中苏友好宫即曾经的武汉展览馆，是老武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我不仅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还特地附上一幅插图。
我不擅绘画，偶尔涂鸦。那日心血来潮画了一幅《暹春上街》，发给责编宋辰辰老师，宋老师看后回复，这画很有意思，可以做插图。得此鼓励，我脑子一热，夸口再画几张试试。犹是赶鸭子上架，便冒着炎热陆续又画了5幅，其中《暹春在汉阳江滩》还用在了封面上。
十年前，我写了一部描写1938年武汉抗战的长篇小说《倾城》，首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与《汉口之春》《大智门车站》一样，入选中国作协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此次《暹春纪》再次得到作家出版社厚爱，不仅予以小说文本充分的尊重，还给予作者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实为此书的幸运。
2018年2月，我有幸成为汉字“暹”和“瑛”的守护者。瑛，让人不禁想到《红楼梦》里的“神瑛侍者”，而后，我将苏瑛作为中篇小说《莫失莫忘》女主人公的名字。暹，日光升起的意思，用以兔年初春卯时生的暹春，似乎天赐。
甲辰之春，汉阳晴川阁里花红绿柳，我在清朝名士毛会建所书“山高水长”的碑帖旁流连徘徊。康熙甲辰龙年的一天，在晴川的绿荫下，毛先生借着醉意挥毫泼墨，写下这雄浑豪放的四个大字。
300年后，受先生之风浸润的暹春，重拾画笔，准备再绘晴川。又一个甲辰龙年，一部描写她半生传奇的《暹春纪》，也应运而生。
似一场轮回，彼此穿越不同时空相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