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美术常被视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前身。姜丹书先生在《美术史》（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将“工艺美术”定义为“工艺之带有美术性质者，即含有装饰的意味者也”，涵盖陶瓷、金属、染织等领域。蔡元培先生曾提到，狭义的美术包含建筑、图画与工艺美术等内容。其中，“工艺”主要指“传统手工业”，工艺美术即“实用美术”，是工艺中具有审美价值的部分。随着传统手工业向以机器化大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工业转变，工艺美术“美化”器物等实用之物的功能被现代设计门类替代，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纯艺术”。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教授所著的《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史》，作为我国首部系统研究近现代工艺美术发展的学术专著，完整勾勒出这一传统艺术形态的现代化转型轨迹。全书分为上下两卷：“晚清民国工艺美术史（1900-1949）”与“新中国工艺美术史（1949-2000）”，以宏阔的视野，系统梳理了工艺美术核心门类的产业形态、技艺传承、装饰特征及风格演变，同时深入考察政治体制变革、经济技术转型、文化思潮演进等内容，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构建起工艺美术发展的立体坐标系。
面对社会剧变中的传统手工艺，本书突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揭示其在外部冲击与内生动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双重发展路径：一是向现代设计体系转化，二是衍生出具有实验性质的“新工艺美术”形态。作者融合多学科理论，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的互动，剖析工艺美术及其行业变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探究其本质根源，呈现出“史论互鉴”的“艺术社会史”特征。
工艺美术被动“现代化”的艰难发展
与欧美国家主动探索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美学，并发展出现代主义设计风格不同，中国工艺美术的“现代化”是被动适应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倾销机制产品，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经济基础。细瓷、染织、刺绣等传统优势品种从大宗出口商品变为被“洋货”大肆倾销的对象。同时，国内新兴城市阶层在西方政治、经济侵略和文化殖民的影响下，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转向西方“现代风格”，“洋货”备受追捧。20世纪上半叶，面对西方的经济掠夺，清朝廷和民国政府都尝试“救亡图存”。一方面，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引入机器生产和现代科技，促进外贸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手工艺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得到国家政策扶持和经济救济。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将（工艺）“美术”视为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手段。李叔同提出“图案为工艺之本”，蔡元培倡导“美育”，鲁迅提出“美术救经济”说，张德荣的观点与同期“包豪斯”建立“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宗旨相似。这些思想和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艺美术的现代化发展。
《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史》记录了近代陶瓷业、刺绣业等行业被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以江南刺绣业为例，近代以来，中国刺绣精品受海外客商喜爱，加速了刺绣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但装饰主题和风格以“仿古”为主，缺乏创新。后来，受欧洲机制面料倾销和西方文化影响，民众服装风格改变，缝纫机普及，手工刺绣逐渐脱离“美化服饰”的传统职能，向“美术绣”转变，促进了技术改良和产品创新。刺绣名家沈寿响应“实业救国”号召，开创“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培养了一批苏绣名家。她还借鉴西洋画的立体塑造方法，创制出“仿真绣”，其作品震惊世人。这一系列变化体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困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历程。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工艺美术产业变迁
该书下卷围绕工艺美术产业因现代化建设中的职能变化而产生的起伏变迁展开，分为恢复发展期（1949-1976）、高速发展期（1977-1989）和转型发展期（1990-2000）三个阶段。工艺美术行业历经连年社会动荡与经济困境的冲击，发展陷入低迷，但它依然是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基础和出口创汇的主要途径，因此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和政策扶持。20世纪50年代，通过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建立起以全民和集体工艺美术企业为主体的专业化生产组织，召回老艺人恢复生产。在公有制体制下，老艺人消除了后顾之忧，积极传承和交流传统技艺。在一定时期内，工艺美术产业在产量、规模和技艺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和紧缺物资。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模化生产和资源调配模式，使工艺美术企业能够借助专业科研院所和艺术院校的智力资源，开展技术改造和设计创新，完成了许多大型精品的创制，如“建国瓷”“7501瓷”等。在实现“工业现代化”目标的推动下，规模以上的工艺美术企业进行了半机械或全机械化改造。陶瓷、染织绣、搪瓷等日用品生产率先实现机械化，生产效率和产量大幅提升，为20世纪90年代后日用工艺品的装饰设计向现代工业设计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工艺美术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国内学界就如何建立时代新风格展开了广泛讨论。有学者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工艺美术风格”和西方装饰艺术风格进行批判，这促使工艺美术学界转向汉魏、唐宋时期或民间的民族艺术形式。也有学者强调工艺美术应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反映人民的新思想和感情。在“恢复发展期”，工艺美术的装饰题材转向人民喜闻乐见的现实生产生活场景，山水风景题材也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80年代，工艺美术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创作和设计呈现出个性化、多元性的特征。传统题材得以恢复，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风格被引入，90年代后，随着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工艺美术企业经营模式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工艺美术的多元化发展。“名人名作”受到市场青睐，“仿古风”再次流行，新生代学院派艺术设计人才积极探索“新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的“重生”与崛起
自20世纪50年代国内启动中国工艺美术通史编纂以来，迄今已出版了十余种不同版本，但其内容多侧重记述古代的主要工艺美术门类的本体特征和变化发展过程。2012年学科大调整后，面对快速壮大的艺术设计学科的教学需要，在传统通史的基础上编纂出版了一批中国艺术设计史教材，这些著述主要补充广告、服装、工业产品、室内装饰等与现代设计关联密切的近现代艺术设计门类的部分史实，却忽视了现当代工艺美术的创新发展，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史》得到了丰富的补充。
下卷“概说”回顾了学界对“工艺美术现代化”等重要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传入中国，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的艺术思潮进行了深入思考。蔡若虹等人肯定了其审美价值，王家树倡导“新工艺”，强调在传统工艺美术基础上融合现代理念与技术，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该书在陶瓷、染织绣、金属工艺等门类外，增加了“新陶艺”“纤维艺术”“金属壁画和艺术首饰”等，充实了“新工艺美术”代表性品类的发展介绍，其中又以“新陶艺”最具代表性。郑可、祝大年、高庄等学院派艺术家受到西方现代艺术风格的影响，开始有意识地在陶艺创作中，突破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运用抽象、简洁、变形等“包豪斯”式的风格元素。之后，以周国桢等为代表的新陶瓷艺术家，尝试“用现代艺术观念来表达纯精神的、情感的、个性化的纯手工原创陶艺”。
英国学者彼得·多默曾分析过当代手工艺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当手工艺脱离“贸易竞争”需求后，其制作或购买目的便转向了观赏和交流，不仅在形式上获得了高度自由，工作性质也转变为“自由意志的表达”，劳作阶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一发展规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中国也不例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艺美术行业体制的转变，从事新工艺美术创作的人员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多为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艺术家。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在形式和风格上呈现出个性化、表现性、实验性的特点。而且，实现现代艺术的本土化、民族化成了中国新工艺美术的典型特征之一。如今，新工艺美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已成为与现代（工业）设计并驾齐驱的艺术设计形式，它以文化生产和美化生活为目的，不仅保留了悠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精湛技艺、材料知识和丰富多彩的装饰形式，同时，作为一种自由的艺术创作方式，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审美、情感、交流和创造的精神需求，从而再次获得了生命力和存在价值。
该书以鞭辟入里的学术分析，深入剖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张力的文化截面。传统手工艺在殖民冲击与文明自新的夹缝中，历经从生存抗争到文化觉醒的蜕变：晚清民初的工业化困局折射出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而新中国成立则成为工艺美术重获主体性的历史拐点。当工业化浪潮将实用工艺推向现代设计时，工艺美术并未消亡，反而在文化创新的熔炉中淬炼出新的艺术形态——它挣脱了器物功能的桎梏，以鲜明的民族美学重构现代性叙事。作者一改以往艺术设计史侧重本体描述的书写范式，将“艺术社会史”整体性视角与“艺术风格史”的描述方式结合起来，既如实记录各工艺美术门类的工艺和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又以工艺美术及其产业的时代变迁为线索，向读者呈现出了一幅生动翔实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丰富画卷。其多维视角与叙事创新不仅填补了学科空白，更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如何在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中实现自我更新。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AG012）和2024年中国农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面向乡村振兴的攀西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策略研究”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