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届“欧阳予倩戏剧奖”揭晓，多部作品及多位戏剧工作者获奖。该奖项是国内继田汉戏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之后，又一个以中国杰出戏剧家命名的专业奖项，旨在纪念欧阳予倩先生为中国戏剧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随着奖项的公布，欧阳予倩这位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者，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欧阳予倩的一生堪称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缩影。他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参与春柳社演出，将西方戏剧形式引入中国；回国后，他不仅编创了《潘金莲》《忠王李秀成》等经典剧作，还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戏剧教育机构——南通伶工学社，培养出大批戏剧人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他横跨京剧、话剧、电影等多个领域，既是编剧、导演，又是舞台表演艺术家。他曾与梅兰芳并称“南欧北梅”，这一称谓至今仍在戏剧界传颂。1949年，欧阳予倩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成为新中国高等戏剧教育事业的领航人。欧阳予倩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既源于其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开阔的国际视野，也得益于其以“诚、义、容、雅、通”为准则构建的文坛经纬网——这张跨越半个世纪的人脉网络，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多元养分，更为中国戏剧事业凝聚起关键力量。
一为“诚”，赤子肝胆照汗青
“诚”字源自田汉致郭沫若信中“（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乃绝对真理”的箴言，恰成欧阳予倩与田汉半世纪莫逆之交的生动注脚。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先驱者，田汉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歌词作家与诗人，更在文学、话剧、戏曲、电影等领域建树斐然。1923年，欧阳予倩与田汉在沪上初逢，竟如故交，彻夜长谈不舍别离。二人虽性情迥异——欧阳严谨如松，田汉洒脱似云，却因对戏剧的赤诚而志同道合。有一段时间，欧阳予倩和田汉存在着艺术观念的冲突，欧阳予倩在旧剧舞台上经营数年，田汉则主张彻底的戏剧改革，二人常常吵得面红耳赤，却始终秉持理性探讨，毫无个人意气之争。田汉直言不讳认为欧阳予倩演出的京剧《徽钦二帝》《武家坡》等剧乏善可陈，但当他在艺术鱼龙会上欣赏到欧阳予倩亲自编剧和演出的《潘金莲》后，便被欧阳予倩的艺术全然陶醉了。该剧以翻案笔法重塑潘金莲形象，既控诉封建压迫，更彰显女性觉醒意识，令徐悲鸿赞叹“翻数百年之陈案，扬美人之隐衷；入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田汉更由衷感慨：“我们把此次《潘金莲》的演出，当作我们新国剧运动的第一步。”
1935年，田汉筹组“中国舞台协会”，困于人力财力之际，只能寻求旧友相助。信至欧阳处，欧阳即赴南京，鼎力相助。抗战期间，欧阳和田汉在桂林过从甚密。1944年2月至5月，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在桂林联手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8省30多个文艺团体的千余名艺术工作者在漓江之滨演出170余场，观众达10万人次。除了演出，展览会还举办了参观人数近4万的戏剧资料展览，召开了为期16天的戏剧工作者大会。欧阳予倩和田汉的精诚合作，不仅凝聚了文艺界共识，更彰显了抗战时期戏剧的辉煌成就，为胜利的曙光积蓄了力量。1950年，欧阳予倩的爱女欧阳敬如与田汉的长子田海男缔结连理，周恩来与邓颖超亲临证婚。始于“诚”字的友谊，历经时代洪流淬炼，终成百年艺苑最动人的金石交响。
二为“义”，铁肩担道破长夜
夏衍在为欧阳予倩的文集写序时特别指出：“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欧阳予倩不仅和田汉相交甚密，与洪深亦有长达30年的友谊，二人相交突出一个“义”字。洪深是知名的戏剧编剧和导演，曾和欧阳予倩、田汉等人一同为“话剧”定名，还是电影剧作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剧本《申屠氏》，担任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编剧。此外，他还是知名的编辑家，编纂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编辑《光明》半月刊、《戏剧时代》以及《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周刊达108期，对戏剧的普及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921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洪深看到沈雁冰（茅盾）、郑振铎、欧阳予倩等13人成立的“民众戏剧社”的《宣言》，其中写道：“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这顿时引发洪深的高度共鸣，他给“民众戏剧社”写信，期待结识戏剧的同道者。可惜，“民众戏剧社”只存在了9个月便宣告解散。1922年，洪深抱着要做“中国易卜生”的想法回到上海从事新剧工作。
欧阳予倩认识洪深后，知晓其为人与才华，便邀请他加入“上海戏剧协社”，一同开展新剧运动。洪深第一次为戏剧协社排戏，就选择排演欧阳予倩的《泼妇》与胡适的《终身大事》。洪深这样安排有自己的考量，因为这两部剧都聚焦新青年的婚恋问题，且当时新剧演出多为男扮女装，洪深认为这不符合戏剧发展规律。于是，他在《终身大事》里采用女演员扮演女角，在《泼妇》里用男演员扮演女角的方式排演。《终身大事》男女合演展现出自然状态，更加凸显《泼妇》一剧中男扮女装带来的滑稽感，盛行许久的新剧舞台男扮女装风气在此次排演后便“寿终正寝”了。洪深以欧阳予倩编写的《泼妇》为试验品，这自然得到欧阳予倩的首肯。欧阳予倩还亲自为演员化妆，体现出他对好友及戏剧事业的支持。
抗战烽火中，洪深因时局动荡陷入困境，曾试图携全家轻生未果。欧阳予倩闻讯连夜驰信宽慰，更联络田汉、柳亚子等文艺界同仁发起联名赠诗，以文人特有的方式传递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两位戏剧大家在京重逢，共同投身文化建设事业。1955年洪深病危之际，将年幼的女儿与毕生藏书郑重托付于欧阳予倩、田汉，完成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这场超越生死的文化托付，成为20世纪中国文人道义精神的深刻见证。
三为“容”，虚怀若谷纳百川
欧阳予倩性格儒雅，宽以待人，且乐于提携后辈，这也是他能收获诸多友谊的原因。欧阳予倩与曹禺的“《日出》删减风波”亦能彰显其雅量。曹禺年少成名，23岁时便创作出《雷雨》，海内外剧团争先演出此剧，茅盾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的赞叹。完成《雷雨》创作后，曹禺旋即投入《日出》的写作。经过长时间积累，曹禺终于完成《日出》，这部心血之作再度在中国剧坛引发轰动。
欧阳予倩一直留意着这位文坛新人，他十分喜爱曹禺的剧本。1934年回到上海后，欧阳予倩共导演了四出戏，其中两部便是曹禺的作品。欧阳予倩看到《日出》剧本后，欣喜不已，决定即刻将其搬上舞台，成为首位排演《日出》的导演。出于对演出时间、主题解读及演出效果的考量，欧阳予倩在为上海戏剧工作社排演《日出》时删去了曹禺极为珍视的第三幕。曹禺认为，从主题和写作技巧上来看，《日出》的第三幕是必要的，如果第二幕之后还停留在陈白露的客厅里，那剧本就无戏可写了。曹禺在看完“删减版”的《日出》后，一方面非常感激演员们的演出，但他同时也认为第三幕被删去太令人遗憾了。所以，曹禺在文章中写道：“《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据饰演陈白露的演员凤子回忆，欧阳予倩知道曹禺的想法后，感叹道：“对作者真是有说不出的歉意，怎样让作者明白我的用心呢？”欧阳予倩和曹禺都是剧作家，所以欧阳予倩对曹禺珍视作品之心是能够感同身受的。
两个月后，欧阳予倩为中国旅行剧团再度排演《日出》。此次因演员阵容齐整，得以在演出中呈现出欧阳予倩心中理想的戏剧形象，《日出》四幕剧均在舞台完整上演。当时，曹禺每周末都从南京赶赴上海观看演出，对欧阳予倩在中旅排演的《日出》极为满意，与欧阳予倩之间的“隔阂”也随之消除。1949年，欧阳予倩与曹禺齐聚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投身新中国高等戏剧教育事业。1988年，曹禺抱病参加欧阳予倩铜像在中戏的落成仪式，并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深切缅怀这位戏剧界的老前辈。这段令人难忘的友谊，不仅体现出曹禺对作品完整性的坚守，更让我们感受到欧阳予倩仁慈宽厚的长者之风和对戏剧艺术的坚持。
四为“雅”，诗词弦歌著新章
欧阳予倩出身浏阳书香世家，常予人以德高望重的夫子印象，其与友人的交往亦多逸闻雅事。1917年，他在上海加入柳亚子主持的南社，由此开启二人深厚友谊。1943年柳亚子于贺诗《贺欧阳予倩五十六岁初度兼戏剧活动三十六年纪念》中写下“南社交情终古在，好持杯茗话炎凉”，追忆社中情谊；次年寓居桂林时，更对欧阳予倩主持的西南剧展赞叹不已，以“戏剧精神为民主，竞渡中流看左右”之句赞誉其艺术理念。虽欧阳予倩赠柳亚子诗作今已散佚，但1944年粤剧演员红线女与马师曾婚礼上，二人共题红绸的庆贺诗得以留存。柳亚子挥毫“风流雄武平生意，从遗人间不寂寥”，欧阳予倩则戏谑“善歌西粤刘三妹，一对情人化石头”，尽显文人谐趣。1950年欧阳予倩编剧的新中国首部芭蕾舞剧《和平鸽》在京上演，柳亚子观后盛赞，特赋《浣溪沙》赠毛泽东。毛泽东遂以同调和词回应，成就文坛佳话。
欧阳予倩与后辈的交游亦别具风致，抗战期间，他读完端木蕻良的《红拂传》后，兴奋不已，希望端木蕻良能创作更多的京剧剧本。某次造访时，他预想到端木正伏案写作，所以就写了首绝句，从窗外递进来。诗为：“春宵何处觅情郎，拥被挑灯春恨长。吟到拟云疑雨候，小生端合便敲窗。”欧阳予倩戏称自己为“小生”，上款落“红良小姐”以调侃对方，此等幽默令端木感叹其毫无前辈架子，前辈威严化作春风，滋养后辈创作灵思。
正是因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稔，欧阳予倩在一生中改编了大量的“红楼戏”，如《黛玉葬花》《黛玉焚稿》《晴雯补裘》《宝蟾送酒》《馒头庵》等。他还创造性地以京剧、桂剧、话剧、电影等形式改编过《孔雀东南飞》《人面桃花》和《桃花扇》等文学作品，产生了极大影响。欧阳予倩在指导桂剧演员尹羲排演《人面桃花》时匠心独运：要求将“去年今日此门中”四句念白分两段处理，通过抑扬顿挫与情感递进，从初见悸动演绎至肝肠寸断，将文学意境转化为舞台张力，这无不体现其文学修养对戏剧实践起到的积极作用。
五为“通”，跨界融通连中外
这里所说的“通”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通才之谊，欧阳予倩与众多文人的交往常能打破专业藩篱。例如，他与鲁迅因戏剧结缘，鲁迅曾在日本观看过欧阳予倩主演的《黑奴吁天录》，此后鲁迅也留意过欧阳予倩创作的小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内山书店的组织下，欧阳予倩与鲁迅参加了文艺漫谈会等活动，鲁迅对戏剧的深刻见解令欧阳予倩折服。1936年鲁迅逝世，欧阳予倩亲率团队拍摄丧仪影像，为后世留存珍贵记录。
欧阳予倩与茅盾的交往始于共同创办“民众戏剧社”，编发专业戏剧刊物——《戏剧》月刊。1948年，茅盾与郭沫若、夏衍等人在香港发起为欧阳予倩六十寿辰暨戏剧生涯四十年庆贺的活动，会上茅盾曾评价“欧阳先生本人，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戏剧运动史”。1949年，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欧阳予倩担任文化部直属的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二人工作联系更为密切。1950年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大会上，茅盾代表文化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贺词，此时距离二人发起“民众戏剧社”已近30年。1962年，欧阳予倩去世，茅盾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并亲笔写下“春柳发轫，桃扇翻新，舞史草创，大匠频开风气；行圆志方，恭良俭让，既红且专，后生长仰楷模。予倩院长千古——沈雁冰敬挽”的挽联，此挽联正是欧阳予倩一生成就与为人的真实写照。
欧阳予倩与老舍的交往也颇为深厚。欧阳予倩曾导演过老舍创作的剧本《国家至上》，深知老舍在语言方面的深厚功底。1953年，为在舞台确立标准舞台音的过程中，欧阳予倩曾多次拜访老舍，双方共同商定以北京音系为标准音的话剧台词发音。老舍还为欧阳予倩推荐了许多曲艺艺人到中戏任教，欧阳予倩也多次邀请老舍到中戏讲学。
“通”的第二层要义是文化融通。20世纪初期，世界各国联系不断加强，文人交往不再局限于本国。欧阳予倩曾留学日本，又前往英、法、德等多个国家考察，与各国文艺界人士多有联系。其中，他和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往令人印象深刻。1926年，谷崎润一郎抵达上海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曾多次为谷崎举办集会，让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除夕夜，田汉与谷崎不请自来到欧阳予倩家中，欧阳一家热情款待两位客人。满门诗书风雅的氛围，令谷崎深感惊艳。欧阳予倩题诗“竹径虚凉日影移，残红已化护花泥。鹦哥偶学啼鹃语，唤起钗莺压鬓低”赠送给谷崎。谷崎回国后，将欧阳一家人的诗词发表在日本的杂志上，使其广为流传。与谷崎相交后，欧阳予倩很快将他的剧本《无名与爱染》改译为《空与色》，而《潘金莲》一剧中的唯美主义特点，也明显能看出谷崎对欧阳予倩的影响。1956年，欧阳予倩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谷崎前去与老友相会，欧阳予倩极为感动，再次赠诗给谷崎。1962年9月，欧阳予倩去世，谷崎得知消息后泣不成声，随即写下《回忆旧友欧阳予倩》一文，缅怀良友。这种以艺会友、以心传心的交往范式，恰是文化融通的生动缩影。
从清末春柳社新戏的金声玉振，到南国艺术运动的艰难探索；从抗战的烽火硝烟，到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扬帆起航，欧阳予倩以艺术家的热忱织就了一张文坛经纬网。他与诸多文学家的真挚情谊，并非仅仅是个体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一个时代文气的汇聚。在时代的浪潮中，中国文化人以“诚”“义”为基石，以“容”为胸怀，以“雅”为气质，以“通”为追求，浇筑着中华文脉复兴的根基。他们的故事，就此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篇章，永远激励着后来之人。
（杨乐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叶卜玮系中央戏剧学院中国现代戏剧馆馆员，本版照片由杨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