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多声部交响中，民族文学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声部。作为我国民族文学最高荣誉之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自1981年设立起，至今已评选出十三届，表彰了一大批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为当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历届骏马奖的获奖作品中，彝族作家群体凭借稳定的创作质地备受瞩目，冯良就是其中极富辨识性和代表性的一位。

在民族文学版图上，冯良建构起独特的凉山彝族文化坐标。从《彝娘汉老子》《西南边》到《翻过瓦吉姆梁子》《凉山的人》，从文化寻根到现代性反思，冯良的彝族书写表现出丰富多样的状貌。她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在书写彝族历史和风情的同时，不断突破单一的民族书写，借由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接通时代脉搏，以更宏观、居间的创作视野描摹族群记忆，以更强烈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重构关于凉山和彝族的想象，揭示出地方书写的开阔面向，成为民族文学当代转型的生动缩影。

“远方是我的凉山老家”

2020年，冯良的长篇小说《西南边》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区为背景，通过讲述三对彝汉青年的婚姻故事和日常生活，切入彝族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还原出亲族乡情的现实嬗变，以及外部世界与彝族社会丰富的互动细节。目前，围绕《西南边》展开的个案研究已初具规模，但这部作品之于冯良创作轨迹的标志性意义仍待进一步阐发，需要结合冯良的创作历程予以整体性考察。

冯良出生于四川凉山喜德县，而后离开家乡前往北京读书，1984年大学毕业入藏，在西藏工作生活15年，后定居北京。冯良的文学创作发轫于西藏时期，她以藏地题材的散文和小说崭露头角，《西藏物语》《情绪》《秦娥》等都是属于藏地题材的作品。冯良的早期创作更多属于他者视角下的文化发现，难免带有文化猎奇的痕迹，但她对民族文化表征的敏锐感知，对多元文化碰撞的深入思考，以及作家皮皮所指出的“对其所描绘的一切，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居高临下的，也不是身心投入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居间性视野，都为后来的跨文化书写积攒了经验。

从散文集《彝娘汉老子》（初版于2005年，2022年增补版更名为《凉山的人》）开始，冯良的创作母题逐渐回归并聚焦彝族本土书写。虽然离开凉山40余年，但她未曾真正远去，在文学书写中一次次精神返乡。在骏马奖获奖感言中，冯良如此说道：“但纵然时空相隔，凉山都不曾离开我哪怕须臾，她是我生命的缘起、情感的依托。岁月流不走的记忆、前行的脚步，那些深怀冷傲、倔强，却掩不住奔放、幽默的族人，无论彝族、汉族，还有他们的人生，带着大时代巨变的深远回响，那激荡的、传奇的、英勇的、赫赫声名的、深情的，还有机智的，甚或狡黠的，何其珍贵，犹如珍珠。”凉山不仅是冯良的灵感源泉，哺育和滋养了她的文学创作，更是她情感、记忆和思想的凝结，成为被唤醒和塑造的地方形象。悲壮的英雄故事、浓郁的宗教色彩、古老的丧葬仪式、害羞的民族性格以及复杂的文化身份等跃然纸上，这些都是冯良融化在血液中的原乡记忆，也是民族文化史与个人生命史交相辉映出的历史真实。正是在对凉山的回望和怀想中，冯良精雕细琢出凉山族人的群像，串缀起全景式的彝族文学地图，继而实现她对族群记忆和民族认同的建构。

《西南边》不仅是冯良文学成就的象征，也预示着她从文化寻根到现代性反思的创作转变，近作《翻过瓦吉姆梁子》的问世则标志着这一创作转变的完成。相较于《西南边》波澜壮阔的跨世纪民族历史变迁，冯良在《翻过瓦吉姆梁子》中更加聚焦于个体命运，通过阿合和史尼的故事，展现彝族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处境和精神追求。这部作品延续了冯良挖掘彝族“美好”的意旨，通过破除长期以来对于彝族闭塞、落后的陈旧印象，描绘出全新的彝族文化样貌。

“轻手轻脚让语言生长”

怎样发掘民族文化的斑斓而不囿于民族文化？如何突破远观和猎奇，将遥远的异质的故事转化为打动人心的叙事？这是少数民族作家们必须处理的写作难题。阿来认为，不同于“写作者先明确身份，又观念文化，再渲染审美”的边地小说范式，冯良取而代之以“从从容容写人、事、生活。认认真真倾听边地说话的声腔，轻手轻脚让语言生长，长出人、事、生活、情感，以及驳杂的血缘和丰富的文化”。从从容容、认认真真、轻手轻脚，正对应着冯良理性、诚实和温情的写作态度，也构成了冯良作品的张力。

理性源自冯良个体性的生命体验和知识经验。“彝娘汉老子”的血缘赋予她“团结族”的身份，也造成了复杂的民族意识和归属困境。在散文《彝娘汉老子》中，冯良介绍了自己彝汉混血的身份，并对这种身份造成的尴尬进行追溯，比如受到小伙伴们的各种暗讽。这种身份意识的撕裂，使冯良在困惑与追寻间孕育出多层次的文化认同。而在凉山、北京、西藏等地的成长生活经历，则丰富了冯良的认知和经验，使她形成宏观叙事和微观烛照相结合的表达格局，于是冯良得以从容不迫、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为彝乡书写灌注多元色彩。

诚实植根于自己的原乡记忆，是冯良书写故乡传统时的文化冲动和情感释放。评论家张莉认为，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具有诚实抵达所写之物的特点：“她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愿意去细致描摹生活的枝丫角落，不需要叙事的花哨，就能描写出事物本真的光泽。”从这一角度而言，冯良无疑是对接现实的写作者。她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些在汉彝文化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蓬蓬叶片”，善于吸收“彝话”“川音”中的意象和腔调，将其转化为汉语文学的表达。这种语言转换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再创造。例如《凉山少年》中对丧葬仪式的描写，冯良将彝族文化经验转化为具象可感的生活细节：“妇女会取出随身携带的盛装，百褶裙，绣花的上衣、马甲、帽子，银饰，最起码得换上一件绣花上衣，男子的标配是山羊毛织的披风，彝话叫‘擦尔瓦’，一般都搭在肩头，斜在身体的左边右边，尺长的穗子晃悠在小腿处，行走无碍。”她将彝族的风俗传统引来，使边地经验进入主流审美视野，让乡音乡貌乡情拥有力透纸背的鲜活感。

脉脉温情里糅合着冯良对故乡的乌托邦式想象。爱与善是凉山彝乡赠予冯良的宝贵情感资源，当生存足迹变动不居，各类文化元素冲突交织，故乡所葆有的原初与本真自然就成了精神的向往。对于年少的冯良而言，远方是一种模糊又美好的想象，这种想象会追随离乡族人的脚步无限延伸，而当凉山成为精神纽带所联结的故乡时，“远方是我的凉山老家，她清晰而美好”。于是我们看到，冯良笔下的族人有着可耐岁月冲刷的本真善良的底色，哪怕世事变迁，也会有温情流露。冯良尤其擅长通过多重视角展现文化冲突的复杂性，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让人性的光辉在更广阔的空间绽放。

“翻过瓦吉姆梁子眼界宽”

凉山是冯良情感的依托，是她书写的内动力，在关于凉山的反复书写中，冯良也表露出对这块高地的强烈使命感。从《凉山少年》的文化寻根和《彝娘汉老子》的身份危机，到《西南边》的史诗建构和《翻过瓦吉姆梁子》的现代性反思，这条创作轨迹不仅记录着冯良的创作精神成长，更映射出民族文学从文化自觉到主体建构的演进历程。

在冯良的文学地图中，“瓦吉姆梁子”是一个充满隐喻意味的文化符号。这座横亘在昭觉与喜德之间的山梁，成为承载多重意义的意象：如瓦吉姆梁子一般的列列山峦，是凉山与外界物理空间的区隔线，也是彝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连接带。它们是彝族古老传统的守护者，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的瞭望塔。《翻过瓦吉姆梁子》中主人公翻越山梁的旅程，隐喻着自我和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地理屏障由此转化为精神坐标，展现出作家重构边地想象的文学使命。

冯良重构边地想象的写作之旅，离不开她的居间性视野。这种居间性体现为历史见证者与文化阐释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凉山的女儿，她能够以整体性视野观照彝族的前世今生，作为民族文学作家，她又能以现代眼光审视文化要素的当代价值，并且以社会史的精神，无限贴近平凡人物。尽管有文化失传之隐忧的流露，但也传达出对时代变迁之必然的理解。这样的叙事立场超越了单一的文化怀旧或激烈批判，转而以动态平衡的视角探索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冯良的作品因而获得独特的阐释张力。

如今的冯良，进一步深化着她对彝族命运的思考。面对混杂的身份意识、激烈的多元文化冲击和加速的现代化进程，冯良植根于彝族优秀文化的土壤，更自觉地居于边地和中心之间，以一种客观、冷峻、不动声色的视野，审视彝族文化的来路与去路，探索多元文化耦合共生的叙事新路径。以《翻过瓦吉姆梁子》为代表的近期作品，不仅还原了凉山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阵痛，也展现出文化转型的复杂肌理。但文化冲突只是表层困境，文化适应问题也只是走出凉山的彝族青年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冯良的现代性反思仍在进行之中，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之间，还有开阔的文学境域等待她去开拓与探索。

冯良的文学实践昭示着民族文学的使命所在：要有深扎文化根脉的定力，守护珍贵的地方性知识，更要激活传统的当代性价值，使其在不断的再创造中获得流动式发展，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