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近年来文学改编热，特别是严肃文学改编的数量大幅增长。据我所知，三位代表委员也都有改编或拍摄严肃文学作品的经历：高满堂委员曾根据张平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作品改编电视剧《抉择》；赵冬苓代表根据徐则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北上》，播出后反响不俗；刘家成委员执导了由作家赵德发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的电视剧《生万物》，该项目也在推进过程中。您如何看待严肃文学改编热潮的回归？

高满堂：我始终认为艺术之母是文学。我们这代编剧中有很多都是写小说出身的。我认为文学释放的巨大能量是不可预测、永不止息的。我创作了60多部电视剧剧本，只有一部是文学改编，就是你提到的《抉择》。当我们把文学改编成电视剧、把文字置换成影像时，会发现二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张平的小说《抉择》，我读了一个月才敢下笔，原著中剧情的冲击力、人物的灵动性、文字的美感，一直在我心中奔腾，但是当我想要将其置换成画面的时候，问题来了：原著中开会多、电话多、心理活动多、夹叙夹议多，这些都不适合搬上荧屏。好在我既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所以在这两者的结合与转化方面相对驾轻就熟。但是很多编剧面对严肃文学作品时，容易被文学强大的气场震慑住，不敢伸展、改变，害怕损伤原著，变得畏首畏尾、小心翼翼。当然也有改编得不错的，像《人世间》《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编剧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除了《抉择》，我的其他剧本都是原创的。但即便是原创剧本，也都是从文学出发。我写剧本有一个习惯，剧本中的主要人物小传不是一句话带过的，我会做很长时间的文学准备工作，像写小说一样，去思考人物前史与命运结局，落实到剧本上，主要人物小传的字数都要在3000至5000字左右。从文学出发再到剧作，可能是我剧本创作成功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赵冬苓：严肃文学改编热潮回归是件好事，说明观众在情绪宣泄之外，仍旧需要思考、沉浸、审美的加持。严肃文学对影视的滋养是一种更长久的、拥有深远价值的滋养。

此次改编《北上》，是我最难的一次剧本创作，写这个剧本期间我病倒了两次。原著《北上》的主体故事发生在清朝，意大利人小波罗为寻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失踪的弟弟马福德，以考察运河的名义来到中国，他们沿运河北上，一路遇到了翻译谢平遥、厨子邵常来、船老大等人，而他们的后代在新世纪又因运河发生了命运交集。在我之前，导演姚晓峰曾找过其他编剧来进行改编，但是他们没能改成，找到我的时候，他对改编的想法已经非常明确了——不能以清朝为主，剧版《北上》要着重写当下。现在想来，当时的野心还是挺大的，剧本中写了6户人家，我把这6户人家18个人各自的经历与变化都写进去了。这部剧不追求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重在表现运河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及孩子们的成长，希望用原汁原味的生活质感唤醒集体记忆。这是一次全新尝试，我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想其中一个教训就是，野心太大，如果少写一户人家，可能创作难度上就不会那么大。

刘家成：严肃文学历经打磨，往往具有一定的深度，而变成一部影视作品，我想更多是赋予它广度，进一步让严肃文学同更多观众发生情感联结。赵德发的原著《缱绻与决绝》以沂蒙山区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了四代人的故事，展现了农民世世代代对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感。到了电视剧中，我们认为影视创作有它自身的规律，两代人是最佳的、三代人稍有勉强，因为观众与某一代际角色刚建立起的情感很难立即跳转到对另一代际角色的关注与共情中。改编后的电视剧《生万物》主要写两代人。此外，我们也尽力将原著中铅灰色的部分调亮，最终是要体现女主人公绣绣自强不息的品质。